这三年变法是“百日维新”的前提和基础，这是显而易见的。两者的关系同样具有发展和继承的双重性。如果不是着眼于单位时间内谕旨的数量，仅就其内容而论，“百日维新”与前三年变法相比，继承多于发展。“诏定国是”就是以对此前变法的充分肯定为前提的：“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变法的方向是对的，措施是可行的，现在需要的是坚定不移地执行。“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18，页482。)。“因时制宜”上谕是一个变法的总体规划，“诏定国是”则要求疆臣坚决执行朝旨。由此可见，二者的联系与同一性。

　　就变法的内容而论，前三年变法布新多于除旧，“百日维新”则除旧多于布新。“百日维新”的除旧有：裁衙门，中央一级裁詹事府、通政司等七个衙门，地方裁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各部删去旧例，另定简明章程。改科举，废除八股，改试时务策论，将民间祠庙不在祠典者（*祠）改为学堂等。布新方面，除去反复强调中央及地方政府转变职能、提高办事效率及重申前三年变法的内容外，主要就是颁布了《振兴工艺给奖章程》、设立矿务铁路总局和农工商总局。带有点议会性质的“制度局”只是纸上谈兵；不带有议会性质的“懋勤殿”，也因西太后不允未能设立。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这场变法的资本主义性质，因为衡量变法的性质应看其措施是否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而不能以是否立议会为唯一的标志。

　　由此看来，“百日维新”与以前的变法并无实质性的区别。二者均是变法维新运动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就其成败得失而言，前三年的变法成效较著，并一直在持续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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