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变法是变现实社会之法，易现实社会之新。新政、新法都是实实在在的政和法。因此，维新派的改制变法，凸显了“经世致用”的精神。所谓“致用”，“一曰定宪法以出*，二曰明格致以兴艺学”（注：康有为：《万木草堂小学学记》。）。实是经君主立宪和近代资本主义之世，致维新变法之用。康有为对“经世致用”的重新解释，是时代精神的体现。他在晚清经今古文之争中，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绍承从庄存与、刘逢禄到魏源、龚自珍的《公羊》经今文学，批判正统的经古文学。康氏公然宣布历代所尊奉的“古文”经典，都是刘歆所编造的“伪经”，“非孔子之经”。此论一出，实乃思想界的“一大飓风”，动摇了正统派的根基，具有思想解放、启蒙的作用。

　　康氏之所以以《公羊》等今文经学为孔学真传的经典，是因为《公羊》今文经学具有一种改制的思想，可以改铸为“三世”进化的历史观，而与西方君主立宪制、民主制相结合，而为维新变法所用。在这里经世致用精神，实是一种创造新理论、新思维、新制度、新法度的精神。

　　其六，形上的贯通精神。戊戌时期中国社会、制度、价值观都处于转型之际。变法是为维新，不变是为守旧；维新求通，守旧求滞；通可实现新政，滞便停留于旧政，因此通是维新变法的重要概念。康有为说：“新则通，旧则滞”，“岂知其阻塞进化，大悖圣人之时义哉”（注：康有为：《礼运注》，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64页。）！ 变通进化是社会发展普遍法则，否则有悖于时代精神；通亦是实现其大同世界价值理想的重要中介，因为去除九界的“去”，便是要“通”，通才能通达“大同”之道。

　　谭嗣同基于对时代精神的准确把握，提出“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人我通”。并以“四通”的原理化解当时的四大挑战和冲突。谭氏所建构的仁——通——平等的哲学形上学，“通”具重要的特殊的价值。“仁以通为第一义。以太也，电也，心力也，皆指出所以通之具”。通是仁的第一涵义，以太、电、心力是表示仁的通的工具；“通”的涵义，最概括地说是“道通为一”，具体地说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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