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新的解释。“《礼》著成汤之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系》孔子之赞：‘日新之谓盛德。’言新必极之于日新，始足以为盛美而无憾，执此以言治言学，固无往不贵日新矣”（注：《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17页。）。“日新”的价值导向是为维新变法呐喊。日新作为事物变化的过程而言是永恒的、不间断的，譬如昨日之新，今日已旧，今日之新，明日又已旧。在这种日新进化观的思维视野下，天地人物，无有不日新，日新才能生生不息。天不新，何以生？地不新，何以运行？日月、四时不新，何以光明和四时更迭？血气不新，经络绝。日新是一个普遍存在的最一般的概念，也是事物变化运动的辩证原理，亦是*制度改革的理论依据和武器。
其五，经世的致用精神。日新进化理念，不仅具有思想启蒙的意义，而且具有转换、更新旧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作用。维新派鉴于清代统治者以程朱理学为统治意识形态和提倡考据之学：一方面把知识精英推入故纸堆，而使其对现实社会*漠不关心；另一方面把程朱义理之学作为士子们获取功名利禄的工具，而使其成为脱离实际的教条。维新派要挽救中国人的身心，救亡图存。必须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做新民。梁启超说：“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注：梁启超：《新民丛报章程》。）。使之以新思维、新道德去克服旧的习染、道德和思维及愚陋、涣散等恶习，而担负起维新变法的责任。
维新派批判旧的考据、辞章、义理之学，都是“无用”、“无实”之学。梁启超认为，考据家著书满架，“究复何用”？他要扫除考据、辞章之学的种种弊病。康有为认为，程朱义理之学，凿之过深，扬之过高，其弊将“不切于人道”，而昧于世务。虽然程朱理学，辨析义理精详，却把理虚悬，无实无用。即使讲“格物穷理”，“最少犯了两种毛病：一是泛滥归宿，二是空伪无实著”（注：梁启超：《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既不能穷尽无限事物之理，也不能超越抽象惝恍无朕的理，从形上层面说明理与现实的隔离。
严复认为，宋明义理之学，既非出于对客观实际的观察和归纳，也不重视用事实去验证义理的是非真假。他批判陆、王心学的“师心自用”的“成心之说”，“自以为不出户可以知天下，而天下事与其所谓知者，果相合否？不径庭否？不复问也”（注：《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4页。）。陆、王心即理，以吾心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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