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激烈批判君主专制统治的祸害。他认为中国两千年来的君主专制*，是秦政，“皆大盗也”。君主把天下窃为己有，统治人民，黑暗否塞，无复人理（人道）。所谓纲常名教，只不过是君主用来统治人民的工具或手段。“独夫民贼，固甚乐三纲之名，一切刑律制度皆依此为率，取便己故也”（注：《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49页。），并广立名目，以为“箝制之器”。要变法， 就必须批判、否定纲常名教。因为纲常名教实是一种“不平等之法”，剥夺人的“自主之权”。所以要冲决君主、伦常、天之网罗，以及利禄、俗学、考据之网罗。这种冲决传统价值网罗的批判精神，是维新变法精神的高扬和形上超越形态力度的加强。

　　其二，对待的融突精神（注：参见拙著：《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二章。）。维新派在变法过程中，已认知或体验到社会中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差分对待的现象。康有为体认了上述四大冲突，并由此冲突而呈现的对待冲突，而造*类社会的种种痛苦：如“压制之苦”、“阶级之苦”、“卑贱之苦”、“贫穷之苦”等等。苦难的具体根源，就在于现实社会存在着界限、差分和对待。康氏从人化自然、社会、人际、国家、种族、家庭、从业等各个层面疏理了差分对待的存在，这种疏理是为了“破九界”，也就是使对待冲突达到统一融合。他在《大同书》中写道：去国界，合大地；去级界，平民族；去种界，同人类；去形界，保独立；去家界，为天民；去产界，公生业；去乱界，治太平；去类界，爱众生；去苦界，至极乐。去除九界的对待冲突，是为了融合。譬如世界合成一个公政府，而无国界；人类世界尽为平等，而无级界种界；农工商产业归公，而无业界；男女只订交好之和约，儿女老人由公政府抚养，而无家界；便达融突而和合的“大同”世界。

　　谭嗣同认为对待是普遍存在的。一切生死、出处、行止、语默、去来、连断、彼此等都是差分和对待。“欲明格致，又必先辨对待”（注：《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7页。）。要认知自然科学，必须分析对待矛盾，有对待必有冲突。之所以有对待，是由于有彼此的对立两端，特别是由“有我”的缘故。“有我”是“我见”或“我执”。譬如“我”是一，相对于我的便是“人”，人我便是二，就产生对待。“一切对待之名，一切对待之分别，ｘｉáｏ＠②然＠③然。其瞒也，其自瞒也，不可以解矣”（注：《谭嗣同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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