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他用相对法，从反对不变中否定在永远流变中有着阶段上的相对静止和间断性，从而否定事物的规定性，而达以融合。谭嗣同举例说：“‘日夜相代乎前。’吾谓代则无日夜者。又曰：‘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吾谓方则无生死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昼夜即川之理，川即昼夜之形。前者逝而后者不舍，乍以为前，又以居乎后，卒不能割而断之曰孰前孰后也。”（注：《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3页。）前两句话是庄子在《齐物论》中提出相对论的命题，谭氏把“代”理解为无日夜的差分，“方”解释为无生死的差别。之所以这样理解，是因为“非一非异，非断非常。旋生旋灭，即灭即生。生与灭相授之际，微之又微，至于无可微；密之又密，至于无可密”（注：《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4页。）。便可以“融化为一”，不生不灭了；前后、昼夜等一切事物的对待冲突，也可融合为一。

　　其次，谭氏认为仅破除自然、社会上的对待冲突现象，做到“三世一时”、“一多相容”，还不能真正破除对待，是“下士所大笑不信”的，因为这仅仅是破除了“法执”，并没有破除“我执”，达到“转识成智”的体认，所以仍然障翳深厚，执妄为真，为对待所瞒。假如存在“我见”，就会把“比我小”的叫做大，把“比我大”的叫做小；我以为大即大，我以为小即小，大小的对待冲突就产生了。有我就有“执”，有意（意识、欲望），不能做到“诚”；无我就无“执”，才能达到“诚”。因此只有破除了“我相”、“我执”，即“无人相，无我相”，才不会被“我见”所瞒。这样人我之间就一尘不隔，洞彻彼此，通而为一了。

　　谭氏认为，“我相除”，就是“执识转”，“执识转然后藏识可转”。这样就可在“识”的流转中，破除一切对待。但谭氏的思辨是，“破对待，当参伍错综其对待”（注：《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2页。），只有承认或设置对待，才能破除对待。对待便有冲突，对待的破除，冲突的化解，便是融合。融合是复归形上本体“仁”的过程。“仁一而已；凡对待之词，皆当破之”（注：《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2页。）。从“仁一”的价值来度量，应当破除对待。戊戌时代的融突精神是与其“仁”的形上一元论以及要求建立大一统的君主立宪制相关联的。也是为破除封建等级差别，为实现自由、民主、平等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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