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社会转型的冲突。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它不仅是军事的较量，而且是*、经济、文化和国力的较量。战争的惨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暴露了清王朝统治集团腐败无能、对外投降的面目。若不维新变法，实现社会转型，中国就要灭亡。维新派为了救亡图存，以变革君主专制制度为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度为目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文化，以求国家富强、独立。顽固守旧派为了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既得利益，反对社会转型，反对变法维新，宁愿对侵略者妥协投降，对变法维新派采取流血镇压的手段，谭嗣同也只有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来回应。

　　其三，纲常伦理的冲突。在封建君主专制的社会里，三纲五常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被看作是天理的化身。假如违反了三纲五常，就是天理不容、大逆不道。在当时，人与社会的冲突，其核心就是遵循抑还否定纲常伦理。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所推行的三纲五常，已成定势，为顽固守旧派所遵循，并用来作为对人民进行“箝制、束缚之具”（注：《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6页。）。在变法维新派看来，这不仅是支撑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栋梁，而且是使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只有冲决这纲常名教的罗网，才能使西方自由、民主、平等以及天赋人权论思想得以推行。

　　其四，价值观的冲突。变法维新派为救亡图存，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而展开了中西古今价值的论争。鸦片战争失败以后，魏源就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中国士大夫“屈尊”师夷，是华夏传统价值观的转变，意蕴着承认华夏文化在科学技术方面落后于西方，而需要向西方学习，说明中国士大夫和知识分子有开扩的胸怀和接受外来思想的能力。戊戌时期的中西之辨，并非滞留在情感的层次，而是作理智的比较：在*上，西方以国家为民之公产，王侯将相为公仆，中国以天下为皇土，人民为奴仆；在伦理道德上，中国重三纲，讲亲亲，尊君主，西人明平等，讲尚贤，隆人民；在事理上，中国好古忽今，西人力今以胜古。因此中国要学西方之长，走资本主义道路。严复认为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谭嗣同亦认为，这是“大化之所趋”。顽固派则认为这是“以夷变夏”，由讲伦常礼仪而坠为不讲伦常礼仪，而加以反对。

　　与中西之辨相关的是古今之辨。顽固派崇古贱今，尊古鄙今，因循守旧，反对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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