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45)。显然,传教士对中国改革的必要性的认识是合乎当时中国国情的。
改革是必然的,但如何去进行这样一场改革?在戊戌维新之前,洋务派就已经掀起了洋务运动,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了所谓“求强求富”的活动。但如众所周知,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不可能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事实上,还在洋务运动的进行过程中,早期的维新思想家对洋务派就多有指责。到康有为等人崛起于*舞台,对洋务运动的批评更是严厉,他们指责洋务运动“补苴罅漏,弥缝蚁穴”,根本就是“变事”,非“变法”可言。与维新思想家的认识一样,传教士们虽然都对洋务派(特别是李鸿章、张之洞等人)赞誉颇多,但对其洋务活动却时有责难,有时还显得相当尖刻。他们认为,洋务派“创制造以求利器,设船政以练水师,更恐战阵无法驾驶乏人,复添设武备、水师、管轮诸学堂,以备干城之选。近则矿务与铁路并行,老成谋国,可畏不遗余力矣,然数十年来,糜费至数千百万,不过袭取西人皮毛。所谓富国之道,强兵之术,何曾得其奥窃,有心世道者不禁为之痛哭流涕也”(麦仲华编:《皇朝经世文新编》,卷十上,商政,P31。)。他们责难洋务派“不学泰西养民之妙法,单讲西国枪炮之势力”(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丛刊(三),P232),是不知变法的“本原”,并提出了“变人”、“变心”、变本”的变法主张。他们阐明“变,在于人而非物也;变,在于心而非在于迹;变,在于本而非在于末也”(林乐知编译:《中东战纪本末》,卷八,P7)。明确提出:中国“宜速变且宜全变”(《中东战纪本末初编跋》。)。“速变”、“全变”与康有为等人的观点可以说十分接近。具体说来:
*上,自从八十年代以来,传教士对中国*腐败的现象大胆指陈,并提出了他们的变革*的主张。在传教士的眼中,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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