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在1903年发表的《*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中提到：“自今议往，中国而亡则已，中国而不亡则此后所以对于世界者，势不得不取帝国策略，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这里把杨度的“五族”上加以“苗”，呼吁以六族的团结来形成“一大民族”，而这正与后来的“中华民族”外延相一致的。从五族共和到中华民族，近代中国民族论的源流，仿佛是从这一带发起的。
围绕人种和民族的理论，特别是关于梁启超和杨度的继受影响关系，以及在同时期的言说空间上的位置等，直到如今还有很多不明的地方。只可以指出的是，章炳麟批判“金铁主义”的“中华”之定义范围之内，立宪派所介绍的民族、国家论在到处摇动着。更进一步说，在《新民丛报》和《民报》上的众多的争论中，曾作为革命派论客的汪精卫，在他的《民族与国民》中，把论敌梁启超的民族、人种论作为铺垫来进行论述的。这个事实，经过两者的比较，便是一目了然的。 

总的来说，在这个时期，针对满人控制中国的现状进行尖锐对峙的革命与立宪两派，在对种族差异的统合这一着眼点上，其实站在相当接近的立场上。在国民共同体的表象上，对非汉民族的同化、融合的理念，是在民国时期一贯地坚持下来的。就是到了现在，我们假如还在暗地里继承着这一理念的话，或许我们只有现在才能对产生并支撑“中国”这一表象的国民共同性、均质性进行彻底再考察。至少，应该把目光，从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对立、争论，转向同时期知性资源和民族观、人种论上更为妥当。 

六、中国的北方和南方，沿海和内陆 

整理一下上述的论述。辛亥革命后，作为民族统合标语的“五族共和”论，并不是过去所想的那样，是孙文等革命派在民国元年时提起的，也不是在辛亥年南北讲和会上由北方代表初次提出的构想，而是在1907年的阶段，立宪君主主义者杨度以“五族合一”论的形式提出来的。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