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香港甚妙，使北方人大开眼界也。（注：“南北代表会议问答速记录”（《共和关键录》所收），前揭《伍廷芳集》上册，第397～399页。） 

根据当时的外界报道，在会议当初唐绍仪就倾向于共和。他并不是针对国体问题而与伍廷芳相对的。问题在于，怎样才能使北方的清廷接受共和，以及南方能够让步给多少上。两者的非公式联络几乎每日举行，以摸索其妥协点。南北讲和会议的展开，其实是在决定胜负的基础上，对于欠缺的条件进行着斗争。正因为如此，固执于北京和汉口的唐绍仪和夸耀上海和香港的伍廷芳之间的交涉，已经超过了其争论的会议召开地的选择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或许暗示着他们对“中国”的不同的看法与认识。 

伍廷芳和唐绍仪在上海进行和议的时候，因在南方发起的打倒清朝的运动并没有完全打垮北方的权力机构，所以两者被迫达到妥协、协调的阶段。其中，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怎样才能使北方政权及其*势力笼络在新秩序下的问题。这时所出台的五族共和之标语，正是为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重要的提案。所以，民国初年北上的孙文被情势所逼，不得不谈及五族共和。孙文将此标语挂在嘴上的是在八旗生计会、回教俱进会、西北共进会等非汉人团体的场面上。 

从大的方面来说辛亥革命，就是“北方中国”（＝外中国）与“南方中国”（＝内中国），“陆地中国”与“沿海中国”之间的力量对比的闹剧。而从双方的妥协产物而诞生的是中华民国。这就像孙文在1921年的发言中所提示的那样。以往的历史学大体上把这两者的相互关系认为是革命、民主、进步、开放的“南”和专制、君主、落后、守旧的“北”来理解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或是，以革命的不彻底、未成熟等框架来描述民国初年的历史。但是，五族共和论的命运所表示的是，用强弱优劣的对比就无法论述南北两者的错综复杂的微妙关系。今后，中国既然在欧亚大陆东端，只要以巨大复合国家的形式存在的情况下，“海”和“陆”、“南”和“北”的拔河，想必是在*与文化的场面，会展现各种各样的变奏来继续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