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想而知，在南北和议上北方代表们提出的五族共和之方针，是以代表清朝政府立场的杨度的想法为根据的。也就是说，北方代表们所提示的所谓皇室及满蒙回藏的优待条件，其目的在于与汉人的平等和既得利益的保持。这正是与五族共和有相辅相成的关系。关于这一点，未能看出来的是，与杨度结成国事共济会并效力于南北妥协的汪精卫的存在（注：汪精卫在当初是指望与杨度并肩取得唐绍仪代表团的参赞资格来参加南北讲和的，但是，讲和会当时是参加了南方代表的行列。关于这期间汪精卫“先锋式”的言行举动，虽然不明的点很多，但是作为一个证据引用了雷奋（当时南方政府江苏省代表）的回忆录：“鄂中首义，清廷不得已起用项城［袁世凯］。项城遂利用机会，一方派冯国璋率队南征，镇压党人方张之气，使其易于就范，一方则利用杨皙子［度］与汪精卫通款，藉以威逼清廷。……南北协商，由精卫居间说合。”（张国淦前揭书，282页））。伍廷芳说，汪精卫在南北讲和会之际，把南方派的“若能赞成共和，必可举为总统”的意向，通过杨度告知过袁世凯（注：丁贤俊、喻作凤编：《伍廷芳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第391页。）。也就是说，他是南北和议的暗中主角。实际上，将北方提出的优待清朝皇帝和维持蒙藏王公特权条件，转告给革命派并说服反对派的也就是他。站在南北之间，奔波于双方的调停、妥协之汪精卫的作用，可能要比杨度作用还重要。
这样一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对抗孙文和章炳麟的排满革命论而出台的“五族合一”论，在辛亥革命以后，反倒被掌权的南方革命党所用。也就是说，杨度与汪精卫的合作，后来演变成为“五族共和”的标语了。
回过头来讲，孙文所领导的革命诸派，对藩部要从“中国”离合并没持有太大的关心是理所当然的。他们的出生地大半都在南方诸省，活动的地点也都与藩部远离的沿海、沿江诸省。他们对清朝首都北京持有否定的印象。因此，对他们来说，与清朝有“羁糜”*关系的藩部，当然不会给他们以现实感。
在这点上，较有意思的是，交涉讲和会议的唐绍仪（北方全权代表）和伍廷芳（南方全权代表）之间的对话。双方为解决“国体问题”（采用立宪制还是采用共和制）虽然在召开国民会议问题上达到一致，但是在召开地点问题上，却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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