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关于革命党人的阶级属性。台湾学者以“资产阶级不应该包括知识分子”这一似是而非的论法，质疑资产阶级的领导角色和地位，进而否定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 

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群体，从来就未形成一个独立的阶级。他们主要是通过不同的信念和趋向，反映某个阶级、阶层的利益的愿望，并用自己的才智为其服务。一般说来，各个社会的知识分子，主要是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服务，因为任何一种阶级统治都不能缺少知识和文化，同时也由于知识分子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更易受到统治阶级的*思想和道德规范的熏陶。清季以来的知识分子在洋务运动和“新政”期间开办的新式学堂接触到了“西学”，更有部分留学生直接受到了西方文化的熏陶。我们称这部分精英为“新式知识分子”，就是因为他们接受了新式的资产阶级思想和文化。他们在反戈一击与旧营垒作拼死搏斗时，所代表的新兴阶级营垒必然是资产阶级。这是说他们的知识赋予了他们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自觉为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服务，并非说他们本人或其家庭一定是资本家。 

就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和*信仰的形成而言，教育因素有时比家庭经济状况更为重要。作为新式知识分子的革命党人，是他们的思想意识和信念决定了他们担负的阶级使命。（注：章开沅先生曾引用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一段话，来说明在确定知识界代表人物的阶级属性时，应采取特殊的分析方法，而不能沿用按照经济状况来划分阶级的一般做法。引文见[43]。）同时，正如经济地位并非决定他们阶级属性的关键因素一样，革命党人的言行虽然具有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但相对于他们救国救民的思想境界而言，经济利益的诱惑并不重要。“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他们主观上并不是为资产阶级的狭隘利益去抛头颅洒热血的，但是客观上却不自觉地充当了资产阶级的旗手和工具。历史的残酷性在于：尽管革命者的纲领和实践从根本上说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却似乎长时间不曾感觉和领受这番情意，而且连革命者自己也未意识到这一点。代表者与被代表者之间的这种隔膜，是否昭示了“无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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