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是研究层面的下移。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研究确实存在简单化的笼统倾向，大而化之的东西很多，而具体问题的微观化研究则很不够。当下，区域、团体、部门研究方兴未艾，逐步走向具体、细致、深入，反映在辛亥革命史方面以经济史的研究成果最为典型。同时，又有不少有识之士开始关注社会基层与下层民众的研究。法国年鉴学派的布罗代尔早已把*比喻为“海面的泡沫”，而蕴集于海底的则是社会日常生活。以此论之，辛亥革命虽然是*事件，但理解它的最好方式不是从*，而是应从其前后的社会生活变迁入手。故而，我们应把辛亥革命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全貌中加以整体考察，才可能深入辛亥革命的“海底”，从而挖掘出全新的诠释与解读。总而言之，上述趋势可简单地概括为“四化”：具体化、细化、深化和社会化。这里实际上强调的是微观研究，而第一方面则是从宏观研究出发，两者应有机结合起来，不可偏废。
其三，是研究视角的转换。当代的史学研究者已经突破了单一的革命史视角，开始借鉴其他人文学科的研究视野、角度，引入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从辛亥革命史与其他史学分支及人文学科的交叉地带、边缘地带开辟新的学术园地。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者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论及社会科学对历史学的影响时，曾说过下述一段话：“总的说来，历史学家在社会科学中发现了一系列概念和各种类型的新研究方法，他们是愿意接受这些概念和方法的，因为他们对自己传统研究方法已经深感不安，至于这些概念是来自社会学、人类学，还是来自经济学，那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探索这些概念使历史学家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上增加新内涵的可能性有多大。”[11]（P75）他认为，二战后“新历史学”的动力主要来自社会科学，当然历史学家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应用有自己的特点。社会科学方法的采用能为历史学家导出新的研究方向，新的研究专题也要求采用新的研究工具。在过去20年来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进程中，我们已经看到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社会心理学、文化传播学、现代化研究等学科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交融与互渗，派生出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及课题。我们有理由相信，经过学科之间的砥砺和科际整合，引入其他史学分支及人文学科的视觉，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必将迎来新的春天。
其四，是研究框架的整合。当我们大量借鉴其它社会学科的理论与范式时，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寻找辛亥革命史与其他学科的契合点？在采用、变通、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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