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关于确定辛亥革命性质的标准。有些大陆学者着重以论证资产阶级已经成熟来说明辛亥革命的阶级性质，而台北学者则以资产阶级幼弱，作为整体的资产阶级尚未形成加以反驳。实际上中外学者普遍采用的标准是根据革命者的阶级使命、斗争纲领及其实际效果来判断，而并非以资产阶级成熟与否为指归。因此，双方都不能令对方信服。其实，若按通行的标准，即使中国资产阶级还没有正式形成，力量也很弱小，只要它的*代言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为其利益奔走呼号，发动革命运动，那么这些运动的性质就不难确定。英国资产阶级出现在工业革命之后，法国的资产阶级也是在大革命后才形成，在革命前，两国的资产阶级力量也很弱小，但人们很难由此否认这两次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因为仅从革命纲领来看，《权利法案》和《人权宣言》不啻于反封建、发展资本主义的宣扬书，它们也发挥了埋葬旧制度，催生新社会的功效。同理，无论是同盟会十六字纲领，还是“三民主义”，不管革命党人主观上的意图分歧有多大，但都客观上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的*、经济要求。从实践上看，虽然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但谁也无法否认其实实在在的历史功绩，如推翻帝制、肇建民国、促进资本主义黄金时期的来临，这些已经足以证明这场革命的性质了。 

其五，在“特定的历史范围内”（注：章开沅先生主张把辛亥革命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比较，“不能过分强调共性而忽略个性”。原文见参考文献[43]。）把握其性质。孙中山有句众所周知的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所谓历史潮流就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当时特定的“历史范围”是：西方列强已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中国已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毋庸置疑，在这个“历史范围”中，顺应“世界潮流”的必然要求，就是挣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枷锁，谋求中国的独立和富强。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志士承认并且尊重客观历史规律，他们设计出的最佳方案就是——也只能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立宪派最终被迫放弃他们的立宪道路而纷纷加入革命阵营，背后折射出的正是这种“世界潮流”的威力。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和眼光去考察当时的世界局势与中国的具体情况，辛亥革命的性质是昭然若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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