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学科概念、方法的时候，如何赋予他们以历史学的特定内涵，从而保证历史学的主体性？如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就会出现所谓“范式危机”，所以，引入的理论和范式必须经过恰当的整合，才能成为有效的研究框架。严昌洪、马敏阐发过这样的真知灼见：“辛亥革命固然是一*事件，但它涉及广泛、复杂的社会变动。因此，完全可以从社会史的角度，运用社会史的研究范式对之进行“整体”、“综合”的研究，使之形成“总体史”、“综合史”的格局。这样做的结果，并不是将辛亥革命史从*史的范畴中剥离出来，而是进行研究范式的改造，突破仅仅从*局面去解释历史的局限，使之在眼界、方法、材料上统统发生革命性的变革，大大丰富研究者的思想和研究的内容。”[37]以社会史为代表的新研究范式，就是在广泛吸纳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概论、方法的基础上，将其创造性地运用在辛亥革命史研究领域，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一整套新的概念、术语和分析模式，从而构建出更切合历史真面目的解释框架，这就是具有典型意义的整合过程。其它诸如结构主义理论、系统论、控制论、解释学、文化语言学等理论框架及解释模式，在进行恰当的变换和重新阐释后，同样可以应用于辛亥革命史研究。在这里，应用是否成功的关键，显然取决于整合的效果。
其五，是实证研究的继续加强。实证是历史学的基础，不管历史哲学、史学观念、研究方法如何更新，实证总归是史学成果必要的支撑。当前，确有很多学者追求时髦，醉心于各种理论与范式的架构而不顾基本的考据，从而成为无源之水。种种不顾基本历史事实而全盘歪曲辛亥革命性质的“新理论”，即属此列。章开沅先生不无忧虑地指出，“在学风日趋浮躁的现今，强调这一点（实证研究）决非泛泛的老生常谈。”[38]
综上所述，若要全面地把握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趋势，必须做到三个结合，即宏观与微观相结合，视觉转换与框架整合相结合，创新与实证相结合，若单纯强调某一方面而置其它方面于不顾，则有误入歧途的危险。当前，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从整体上说，正处于第二次高潮之前的平静。若把握住这个趋势，将是辛亥革命史研究得以突破的契机。唯其如此，我们对辛亥革命的反思才会更深入，批判才会更理性，评价也才会更客观。届时，全面、科学地界定辛亥革命的性质就会水到渠成，辛亥革命的庐山真面目就将呈现在世人面前，这是我们的追求，也是我们迎接百年辛亥的最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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