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力求用数量统计来加以说明，结果显得过于琐碎，有堆砌数字之嫌，说服力自然大受影响。可见，刻意回避的态度不足为取。但是，张先生用社会学和计量史学的方法分析社会团体的尝试非常成功，可以说是另辟蹊径，值得大陆学者借鉴。同时，大陆学者近年来也抛弃了简单化的阶级斗争史观，对阶级分析法既坚持又创新，在阶级、阶层、社团及人物的身份、角色、地位的研究方面成果斐然。（注：马敏、朱英教授在资产阶级团体（商会、同业公会、会馆、公所等）与资产阶级（包括商人、绅商、职商）的研究方面堪称典范，参见章开沅，马敏，朱英主编的《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研究》，马敏所著《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商人精神的嬗变——近代中国商人精神研究》；朱英所著《转型时期的国家与社会》、《传统与近代的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的个案研究》、《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的研究》。）可见，阶级分析法作为一种有效的方法，既不能漠然置之，也不能奉其为教条，对海峡两岸而言，相互借鉴犹为必要，而不宜画地为牢。
其二，关于对资产阶级的理解和阶级基础问题。“资产阶级”一词有广义与狭义之分，这似乎成了双方讨论性质问题的主要障碍。
如果做相对广义的理解，服膺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革命党人早已从思想上转为资产阶级队伍，他们也是以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形象站在了革命前列，据此可证明整个资产阶级是革命的阶级基础，不为无见。如果对“资产阶级”作相对狭义的界定，只包括商业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或如有些学者称谓的“资本家阶级”，那么，相对于同时期的君主立宪运动，辛亥革命在较大程度上还缺乏这样的阶级基础。[36]即令如此，我们也不能据此否定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放眼世界各国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其阶级基础（资本家）无一不是薄弱的，在工场手工业时代，哪有那么多“血统”纯之又纯的资本家？说到底，阶级基础的强弱并非决定革命性质的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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