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前列也。”[26]至于中等社会的界定，杨毓麟、胡汉民等人的解释略有差异，但都明白的指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为“中等社会”的代表，扮演了先驱者的作用；四、革命派以全民自居，并不能否定辛亥革命的阶级性质。正如法国革命志士提出了“民主、平等、博爱”的口号，以全人类的代表自居，而我们却不能否认法国大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一样；五、“同盟会的纲领没有一项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说法明显于史不符。以民生主义而言，“平均地权”表面看是照顾农民，实质是废除绝对地租而保留级差地租，是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对封建制度的铲除，最终目的是发展资本主义；以民权主义而言，以法、美为模式建立起来的只可能是资产阶级共和国，而不会是什么超阶级的“人民主权”国家；以民族主义而言，排满是近代民族运动，而民族主义是与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历史进程联系在一起的。排满最终目的是扫除资本主义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六、至于辛亥革命没有取得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就，章先生主张“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不能过分强调共性而忽略个性。”[43]章先生条分缕析，立论有张有弛，辩驳有理有节，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有意思的是，张玉法先生花了很大力气研究孙中山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如“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以国家的力量从事实业建设”的主张，并把其改造社会的种种做法比附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如此看来，革命的发起者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是资产阶级的“敌人”，说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岂不是笑话！他还抱怨“中共史家一面说孙中山是社会主义的先导，却又把他领导的革命称为资产阶级的革命”，[23]从而批评大陆学者自相矛盾。章开沅先生解释道，“孙中山的*思想中确有主观社会主义成分，但它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范畴，只是想避免资本主义发展后的弊病罢了，而且并没有取代民主主义思想的主导地位，因此这与无产阶级信奉的科学社会主义并不是一回事”，“至于社会主义革命先导之说，恐怕是一种讹传，我们从来都认为孙中山是民主革命的先驱”。[43]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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