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到长沙，他被捕后相当长时间该企业一直经营得不错。因此，他并非是因为自己的工厂遭到压迫，难以为继才被迫走上革命道路的。）的最新论证[27]，推翻了此论赖以成立的唯一有力论据。章开沅先生也指出，南京临时政府及地方政府起用的多是资产阶级上层名流，如张謇、汤寿潜，中下层鲜有跻身领导层的机会。此说的理论支撑点——“节制资本是为了限制资产阶级上层而照顾中下层的利益”也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章开沅、林增平、金冲及、胡绳武等学者以大量的史实证明，“节制资本”并非针对当时的资产阶级上层，而是将来可能会出现的垄断资本家。当然，相对于“立足于批”，此论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先导之功是不容抹杀的。
值得一提的是，50年代曾有过“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争，根源在于对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定义理解有异。其实，就性质而言，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革命必然带有反帝、反封建的内容，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未尝不可。此后，大陆史学界一般统一称为“资产阶级革命”，如果称“民主革命”则必以“旧民主主义”冠之，以便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区分开来。自此，大陆学者对这个问题基本上已达成共识。但是，由于海峡对岸和一些外国学者始终持有否定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的论调，论争趋向国际化并长期延续下来。
如何评价“反满”或“排满”，是正确认识辛亥革命性质的关键之一。克劳斯的《东亚史》和高第主编的《中国革命》持“国内民族革命说”，前苏联学者齐赫文斯基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则抛出“具有大汉族沙文主义的反满民族运动”的论调。上述两种观点虽表述有异，其乖谬则一，实质不贰：即把“反满”贬斥为“种族主义”或“民族复仇主义”，借此抹煞辛亥革命的阶级性。这种倾向在前苏联一度很有市场，有人不恰当地说“他们（革命党人）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是毛（泽东）主义的历史根源之一”，[24]部分学者甚至炮制出“中国人反对非中国人”的奇谈怪论，则暴露了前苏联少数大国沙文主义者对中国东北的别有用心。针对这些论调，吴玉章、蔡少卿主张一分为二地看待反满问题，肯定其鼓动革命的作用。[1]（22）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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