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绅士运动说”在海外大行其道。早在50年代，台湾学者何炳棣、张仲礼首开绅士问题研究之风气，关注绅士在近代*活动中的作用，颇有见地。后来，一大批西方学者涉足于此，开始把绅士问题的研究与辛亥革命性质的讨论结合起来。应该说，他们的研究都自有其价值。但是，他们使用的概念如“社会名流”、“地方精英”、“绅商”、“职商”，变化不定，其分类标准又多半限于年龄和学历，或者加上虚实无定的官衔，因而很难说明其社会属性的本质。诚如他们所言，绅士是旧中国重要的社会力量，也主要是和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相联系。但是，西方学者大多不大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阶级关系的错综复杂，只要看到企业投资者兼具官僚、地主、买办身份，就不愿意承认其新的阶级属性。再后来，一些外国学者运用哈贝马斯的“国家与社会”理论，把绅士问题的研究推进到了新的高度，一时热闹非凡。针对海外“绅士热”的冲击，国内近现代史研究的领头羊——章开沅先生领衔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立项“近代官绅商学研究”，以商会和绅商研究为突破口，以丰硕扎实的学术成果遏制了这股热浪。章先生指出，近代社会里确有一部分进步开明的所谓新派绅士，乐于投资近代企业从而转化为资本家，如郑观应、张謇、李平书之流，并不在少数。他们由官而绅而资本家，常常集官、绅、商、学于一身。（注：章开沅先生的《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论张謇的矛盾性格》、《辛亥革命与江浙民族资产阶级》、《从辛亥革命看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等文有翔实的论述。）马敏把这种现象称之为缺乏明晰边界的粘连性，“所谓粘连性，简单讲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拖泥带水，分化不充分。”[4]（P113）朱英以商会为中轴探索国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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