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关系，马敏则以绅商为切入点考察群体之间、国家与社会的深层联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于海内外有关市民社会与公众领域的热烈讨论做出的回应，但主旨仍然在于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考察“官绅商学”与资产阶级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一致认为，对“新派绅士”而言，阶级属性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这些人固有的身份，而在于其有无向资产阶级转化的趋向以及转化到什么程度。即以在地方上的某些经营活动而言，如张謇创办“通海恳牧公司”，周廷弼在故乡建设新集镇，都不同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的资本主义化，自不能作为“封建主义的尾巴”来对待。其实，中国资本家往往翎顶辉煌根本不用大惊小怪，西欧早期资本家的臀部同样也有明显的封建“胎记”。所以，所谓“不应把地主包括在资产阶级之内”的说法是似是而非的，把绅士一律划在资产阶级之外更失妥当，以此出发来鼓吹“绅士运动说”，从立足点来看过于脆弱。因此，近年来该理论渐成绝响，应在情理之中。
日本学者市古宙三认为“辛亥革命完全没有新意，犹如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替”，[5]可能或多或少受此影响，大陆学者朱宗震提出“有限度的王朝更替论”，[29]但立论更为平实，也更为深刻。两者都着力考察了辛亥革命与旧传统的内在联系，力图纠正一种研究误区：生搬硬套现代化理论，不恰当地夸大辛亥革命促进现代化进程的功绩，同时却漠视辛亥革命对传统的继承性。不过，他们同时有矫枉过正之嫌：前者几乎完全把辛亥革命当作阻碍历史进步的社会运动，立言太峻，难免偏颇，而后者把王朝更替看成中国的传统，本无疑义，但以此出发而断言辛亥革命跳不出这个传统，带有几分历史宿命论的色彩，至于宣称“辛亥革命对王朝的冲击缺乏深度，其实际结果，就是助成了权臣（袁世凯）篡位”，“辛亥革命仅仅是在为建立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原始积累的*模式开辟道路”，[29]以此证明辛亥革命既不能“布新”，也没有“除旧”，难免有“忽视其新，重视其旧”之嫌，这是否能令人信服，至少在目前看来恐怕还是大有疑问的。另外，两者之所以都弱化辛亥革命促进现代化的作用，主要还是以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作为参照标准，“西方中心主义”的痕迹过于浓烈。
还有几位汉学家的观点颇有代表性。法国历史学家白吉尔和美国学者芮玛丽强烈坚持：“当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不足以产生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白吉尔还认为“资产阶级既未参加，也无法控制；引进的思想意识既不能解决现实问题，也不能平衡各种势力——仅就1911年的事件，应看成带有保守性质的运动，”[17]或者说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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