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6]（P196）舍瓦里埃也附和白吉尔，质疑资产阶级的领导作用，称辛亥革命为“很少革命的革命”。[18]（P118）巴斯蒂则认为“1911年的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显然不是资产阶级的问题”。[41]美国学者周锡瑞的看法类似但颇有新意，“在很多方面，1911年的革命，是一个很不革命的革命。革命在*上的进步方面，被它在社会上的退步方面所抵消”。[7]可见，上述观点主要是参照西方的标准，质疑资产阶级的革命能力和领导作用，从而否定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大陆经济史专家汪敬虞针锋相对地指出，就革命爆发前的情况而言，“无论同先进的英国或者落后的俄国相比，中国的资产阶级还是略胜一筹的”。[40]刘大年列举出四条论据，系统地进行了反驳：“一、资产阶级力量幼弱，但已成长为未成熟的新兴力量；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具有领导能力；三、明确的纲领反映了资产阶级*、经济要求和利益；四、资产阶级领导、农民作为主力军，是世界上资产阶级革命的通例。”[8]章开沅则认为，“过低估计当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缺乏历史主义的眼光：法国1814年仅能生产11万吨生铁，七月革命后才有31公里铁路。”[42]应该看到，中外学者的观点既有针锋相对的一面，也有相通之处。实际上，国外学者也承认民族资产阶级在*舞台上的存在，国内学者也不否认资产阶级的相对弱小，只不过资产阶级的角色在双方的理解中有主角与配角之分，由此导演出了不同色彩的历史话剧。
外国学者的论点，最“惊世骇俗”的莫过于日本学者横山英提出的“两种变革论”，视辛亥革命为“以建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统治秩序为目标的*变革”，最后干脆宣称“辛亥非革命”。[19]李时岳则提出“四个阶梯说”，质疑“三次革命高潮”的旧革命史框架，全新阐释了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和本质内容。虽然其出发点并非针对“两种变革论”，但他批评某些囿于旧框架的学者“没有看到近代中国同时存在沉沦与上升的两个相互排斥的过程，而又把反帝反封建的新旧两种力量完全对立起来”，[9]同样一针见血地击中了“两种变革论”的要害。但是，横山英的立论在考察辛亥革命与旧传统的内在联系方面确有独到之处，不失为一种可资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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