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学者蒋永敬曾提出过“英雄革命说”，理由是辛亥革命“只有少数先进分子领导，大部分国民游离于革命之外”，（注：出自蒋永敬的《辛亥革命究竟是什么革命》，原作无法查到，转引自朱宗震《关于辛亥革命性质的新探索》（《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不为无见。不过，这种观点仅仅从社会动员的角度出发，论据过于单薄，对革命党与社会各个阶层的关系的考察也还略嫌不够，因而缺乏应有的理论深度。 

在所有否定辛亥革命资产阶级性质的观点中，台湾学者张玉法提出的“全民革命论”（或“国民革命”）无疑影响最大，成果最丰，与大陆的“资产阶级革命论”长期对垒，针锋相对，在台岛蔚然自成一派，值得我们特别注意。此论除了引述西方学者的论述外，进一步质疑资产阶级的地位和作用，并列举出以下主要理由：“一、资产阶级力量小，所占人口比例少，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尚未形成；二、革命不由资产阶级发起，直接参加者很少；三、革命者来自各个社会阶层，许多领导者来自贫寒之家；四、同盟会的纲领没有一项有利于资产阶级；五、革命派以全体国民自居。”[25]言之凿凿，确有洞见。 

章开沅先生于1982年4月在芝加哥北美亚洲学会第34届年会上，坚持“资产阶级革命说”，与台湾学者展开了有益的辩论，指出“与台湾学者的原则分歧有二：其一、对当时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程度估计不同；二、探究性质的方法论有异。”[43]据此，章先生旁征博引，逐条反驳了“全民革命论”，笔者简概如下：一、资产阶级弱小，但有了新发展（汉冶萍公司），活动中心（张园），活动组织（商会），并形成独立力量（拒俄运动—收回矿权—国会请愿—保路风潮），因此，资产阶级具备了领导革命的能力。同时，其弱点又影响着辛亥革命的进程与归宿；二、参加者少多为各国早期资产阶级革命之通病。资产阶级为利己主义者，需要借助其他社会力量作为前驱；三、参加者来自各个阶级，但革命队伍各种成分有主次之分。革命志士对革命队伍的设计是：“下层社会者，革命事业之中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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