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性质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历史评价方面的“盖棺论定”，而且还将决定辛亥革命研究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走向。推而论之，它还关系到中国革命史、中华民国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的学科建构和历史分期等重大问题。 

当下，人们正忙于纪念接踵而来的“百年”——“北大建校百年”、“废科举百年”；“共和革命百年”亦即将不请自到。然而，辛亥革命的面目仍然笼罩着重重迷雾。我们将怎样聊以纪念？或者纪念一个什么样的辛亥革命？面对沉重的世纪拷问，回顾、检讨辛亥革命性质的研究以求改进，进而揭开辛亥革命的“庐山真面目”，史学研究者责无旁贷。笔者不揣浅陋，勉力为之，聊表缅怀百年辛亥之情。 

一、百花齐放：辛亥革命性质的探索与争鸣 

大陆史学界长期以来“立足于批”，将辛亥革命定性为“剥削阶级的革命”。在“左”的*氛围下，辛亥革命的研究成为“险学”。因此，有的史学前辈自觉或不自觉的采取某种“迂回战术”，把革命派圈划成资产阶级中下层的代表来研究，旨在证明资产阶级的中下层比起上层来毕竟也是属于受压迫、受排挤的阶层，也有革命的要求，而且有一定的“人民性”，所以值得研究，代表这一阶层的革命党人的历史功绩也应适当肯定——可谓用心良苦。于是，就有了“资产阶级中下层革命说”的出炉。但是，且不说仅仅从来源和经济地位上来划分并不科学，就历史事实而言，断言中下层容易参加革命是并无根据的逻辑推理，例如“禹之谟并非是因为工厂倒闭后才参加革命”（注：作者证实，禹之谟正是为了便于革命才把“湘利黔”从湘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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