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宗法等级森严，社会地位极不平等，社会上层人物往往视下层人物愚笨、呆滞、不求上进，是天生的贱骨头，并以此来维护自己在*上、经济上的优势。另一方面，分散的、落后的、以农业家庭手工业为主要形式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各个小农彼此之间除去地域的联系外，很难产生其他共同关系、全国性联系以及社会*组织。由于身单力薄，难以自主，造成了广大民众的主权意识严重缺乏和对*参与的淡漠。他们不能自己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寄希望于“好皇帝”、“大救星”等之类的实权人物，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别人主宰。下级绝对服从上级，行政权力支配一切，已成为社会公认和民众所习惯了的不可怀疑的*信条，“尊奉权力”、“崇拜权威”成为中华民族社会心理的基本特征之一。这一社会心理严重影响了中国近代以来改革和革命的进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和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都与这一社会心理有关。从本质上来说，“尊奉权力”这一社会心理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应是不相容的。正因为如此，来自这方面的阻力就显得更加巨大。还在武昌起义之前，这种社会心理就成为革命思想传播的障碍，于是有了革命和改良的论战。尽管革命派在这场论战中取得了胜利，但并不意味着人们尊奉权力的社会心理已经改变，而是因为当时的清政府已到了非垮台不可之地。就一般民众的心理来说，是希望换一个“好皇帝”而已。就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也由于本阶级的软弱性因而在心理上存在着最明显的弱点，就是缺乏对自身价值的足够自信和清楚的认识。他们虽然表现出参政的愿望，并通过自己的斗争实现了变更*的目的，但对自身的价值和能力又缺乏信心，而寄希望于有“声望”的实力人物。因此，当武昌义旗一举，全城克复之时，照理应由一个有才干、孚众望的革命中坚人物出来担任革命首领，而结果却了一个不革命、非党人的黎元洪来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其实，还在武昌起义前，革命党人曾讨论过都督一席的人选，蒋翊武、孙武等人就提出推黎为都督，理由是“革命党人均系士兵，下级军官不多，中级无人，资望浅，不够号召天下，难以得到各省的响应；黎是鄂籍名将，用他可以慑服清廷，增加革命军的声威”〔1〕。及至仓促起义，群龙无首，参加起义的各军领袖全以资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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