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谦让未遑。经过讨论，一致认为黎元洪在湖北治军多年，“地方资望为国内所推重”，“素具人心”，只要他做都督，军队一定拥护，各省必易响应。而当黎元洪出任都督一事传到军中，士兵有鼓掌欢呼的，并说“黎统领也出来了”〔2〕。尽管黎元洪被举为都督后一度不吃不喝，也不说话，被人称为“黎菩萨”。事实上，革命党人的真意也只想用黎的空名来镇定人心，而具体事情则由“谋略处”来做。这充分反映了人们“尊奉权力”的社会心理。凭心而论，黎元洪的被迫参加革命对各省闻风响应起义多少有一点推动作用，但把革命政权长期交给这样一个素来不支持革命的“权威”，不能不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一个隐患。
随着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建立全国性新政权一事提到了议事日程上。在筹组临时政府的过程中，为了临时政府的所在地和选举大总统，各省代表从上海到武汉，又从武汉到南京，一直争论不休。实际上是要“虚大总统以待北方之英”，即把大总统一位留给北方的袁世凯。本来，作为革命派领袖的孙中山，以其对革命的长期贡献，担任国家元首是当之无愧的，虽然他当时不在国内，也理应被举为大总统。但奇怪的是，这一时期各派、各种势力的议论和举措，都未提及孙中山，泛滥的是促袁反正、举袁为总统的舆论鼓噪，就是革命派本身，也最终形成了联袁倒清的策略方针。究其原因，就在于孙中山虽是公认的革命领袖，但手中无一兵一卒，又得不到列强的支持，算不上“实力人物”，而袁世凯掌握着北方新军，武昌起义后又迅速攫取了清廷的军政大权，是人们心目中决定中国政局治乱的“实力人物”，稍一颠倒，根本就要动摇。因此，国内不少人立刻函电交驰，派人前往劝他不要再去捧拜“落日”，而要扶起“朝阳”。革命党人所掌握的《民立报》与《神州日报》分别发表短评和社论，对袁世凯以“第一期之大政长”相勉，要袁世凯出任“中国共和国初开幕之第一任大总统”〔3〕。旅居欧、美的一些华侨和留学生也纷纷发回电报，鼓吹争取袁世凯做总统。就是革命派领袖之一的黄兴，也在1911年11月9日以战时总司令的名义写信给袁世凯，希望他“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4〕。南京光复后，黄兴又复电汪精卫转呈“项城雄才英略”，“中华民国大总统一位，断举项城无疑”。〔5〕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