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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心理看辛亥革命的历史局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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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40:5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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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文明’、‘秩序’者，安能长保？而涂炭之祸，必有不堪言者。”〔8〕资产阶级革命派由于其本身的软弱性，也害怕革命会“越轨”，因此一再强调维护“安宁之秩序”的迫切性，要求“文明革命”、“秩序革命”。各省革命党人在反正后发布的文告中，不是号召工农群众向帝国主义、地主豪绅展开斗争，而是要求“各人照旧做事：读书的还是读书，种田的还是种田，做工的还是做工”，“各人要守本分”。一句话，就是要维持原有旧秩序。这就决定了辛亥革命中能浮于表面，而不能深入广泛地进下去，不能引起社会深层的变动。尤其是南京政府成立后，帝国主义不仅拒绝承认，而且对临时政府进行军事上的恫吓，舆论上的攻击和财政上的封锁。社会上一些不法分子趁机捣乱和骚扰，苏浙各处盛传“北方将派大兵渡江”。革命派内部也迅速分化，加上临时政府的一些措施不当，更加剧了人们心理上的混乱与不安。于是，人们耽于“安定”的潜在心理迅速转变为现实的*要求。既然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政府不能满足这一要求，人们便着力寻找一位能够替代的人物。而这时掌握着军队并在对革命军的战斗中表现出一定实力的袁世凯，便成了人们注目的对象。只要袁世凯赞成共和，出任总统，可“速满族之灭亡，免生灵之涂炭”，使“全国大势早定，外人早日承认”。这种心理，即使革命派领袖也存在，黄兴就认为：“袁世凯是一个奸黠、敢做敢为的人，如能满足其欲望，他对清室是无所顾惜的；否则，他也可以象曾国藩替清室出力搞垮太平天国一样来搞垮革命。”〔9〕汪精卫也认为，若不让袁世凯当总统，南北不会统一，将会“兵祸连接”。作为革命派最高领袖的孙中山，开始是极不愿妥协的，初抵国门，他曾表示“革命目的不达，无和议而言”〔10〕。但孙中山的首要目的就是推翻清朝，建立共和，至于谁当总统。他曾表示“随宜推定”，“但求早巩国基”〔11〕回国后，他虽认为袁世凯狡猾善变不可信，因而认真筹划挥师北伐，无奈革命党人中间促袁反正、拥袁当总统已形成一种流行的心理，很难形成革命到底的现实条件。孙中山也担心战事延长会招致帝国主义干涉和给人民增加苦难。因而觉得若能利用袁世凯，“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州，则贤于用兵十万”〔12〕。在十分矛盾的心理支配上，孙中山只得把统一中国的希望放在袁世凯身上，同意以自己的让位求得个“小康之局”。为了防备袁世凯背叛民国，孙中山制定了《临时约法》，要求袁世凯南下就职。老奸巨猾的袁世凯早已窥破孙中山的良苦用心，他利用人们强烈的苟安心理，制造了“北京兵变”，似乎袁世凯一离北京，天下就要大乱了。至此，孙中山已无力改变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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