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三民主义，明白三民主义是三个不同的东西，想用革命手段来实行主义，在当时以为只要能够排满，民族主义能够达到目的，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便自然跟着做去”〔7〕。在这种心理支配上，先是把湖北军政府都督硬塞给有“地方资望”的汉人旧官僚黎元洪，之后又把中华民国大总统一席留给“中外所重”的汉族大吏袁世凯。因为在一般人心目中，袁世凯不仅是汉人，还是一个开明的颇有作为的汉族封疆大吏，与清廷有各种矛盾，只要他能站到反满行列中来，就可以“离仇雠之地位而复为兄弟”。因此，不仅立宪派提出“和袁慰革，逼满服汉”的八字策略，革命党人的报刊也纷纷响应，发社论，写评论，提示袁世凯勿忘罢黜之耻，牢记兔死狗烹的教训，争取做中国的华盛顿。这种狭隘的民族意识，严重淡化了人们的阶级意识，只看到了表面的敌人——清政府，而放过了它的根本─—封建势力。这就决定了辛亥革命不可能完成彻底的反封建任务。
三
辛亥革命还受制于另一心理弱点，那就是人们强烈的苟安心理。自古以来，人们划地而居，分群而治，他们以不同的方式生活，这种特定的生活方式提供并规定满足人需要的条件。处于农业文明的中国人，以自给自足为最高经济原则，他们世世代代栖息在小块土地上，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死于斯，落后保守，苟安驯服。他们最大的也是唯一的要求的是风调雨顺，相安无事，能使现存生活维持并继续下去。为此，他们情愿匍匐于当朝君主之下，心安理得地接受专制主义国家的宰割，也不愿社会发生变革而引起动荡。一旦周围环境破坏了人们心目中事物的自然秩序，他们便会惊恐不安，痛恨“暴民*”，“乱民*”，渴望足资控制秩序的“铁腕”人物来建立*秩序，以享受“太平生活”。因此，还在武昌起义不久，面对空前猛烈的革命风暴，社会上许多人，尤其是中上层，迫切希望革命来个急刹车，以便尽快稳定正在急剧震荡中的固有秩序。上海《申报》连续发表评论，一再呼号：“夫今日最可怖者，土匪之乘机起掠耳。”一些资产阶级的*团体，也极力宣传：“今日几百大事皆不必虑，所最可虑者……使战祸延长，则不逞者铤而走险，伏莽乘之，因而窃发。当此时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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