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它们的阶级、阶层利益，都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尖锐对立，都渴望甩掉压在头上的两座大山，在经济上争取一个发展资本主义的前途；在*上要求摆脱毫无权利的地位，产生一个保护本阶级利益的政府；在思想上热望解除传统封建思想的钳制，求得个性解放。然而，严酷的现实是：经济上的自存和发展是如此艰难，*上更不会为他们开门，连它们的优秀知识分子如孙中山也是“既不能学八股以应科名，又无法纳栗以登仕版”。 

　　第二，这些阶级、阶层的利益都和祖国的兴衰强弱紧密相关，它们都具有十分强烈的爱国情绪。十九世纪末，从国内来讲，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日益加紧，瓜分大祸，迫在眉睫。与祖国同命运的华侨，则因侨居地统治者排华愈发猖狂而处境愈加悲惨。而清政府却一味实行“磕头外交”、“媚外辱华”，置华侨生死于不顾。这些，日益激发着上述阶级、阶层对国内封建统治的不满，推动着他们加紧谋求新的出路——由爱国逐步转向革命。 

　　第三，它们都和下层群众有一定的联系，能同下层群众在民主革命道路上结成某种程度的联盟。从出身和处境看，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大多是从属于接近下层群众的小官吏、小地主、中小商人转化过来的。有的企业主的前身还是手工业者、富裕农民。华侨资产阶级中下层，多数是由华工或小商小贩转化而来。他们都有一段辛酸血泪史，有的原是反清义士或其后代。至于城乡上层小资产阶级和贫苦工农的地位更相接近。从阶级意向看，上述阶层要求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谋求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也是符合广大工农心愿的。从斗争需要看，新兴资产阶级尤其是被压迫民族中的资产阶级，为能胜利地和阻碍他们的反动热力作斗争，照例要向“下层同胞”求援；而下层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在旧式农民战争已到尽头，正规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在兴起的新形势下，也需要逐渐接受新的革命领导、改变斗争内容，日益汇聚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旗帜之下。 

　　第四，十九世纪末，资产阶级中下层主要出现在广东，华侨也以广东占多数。加上广州是中国最早有时还是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和欧美各国来往较早较多，经济上较早较多地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在思想上，也较早较多接受西方民主思潮的影响。 

　　正是上述阶级、阶层革命意向的总和，成为推动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进行革命的明显动力，并在他的思想上打下深深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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