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中国社会正处大变革的时代。新生的资产阶级作为社会的*势力，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转变时期，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运动的爆发，不能不引起资产阶级的极大关注，特别是义和团“灭洋”的口号，不能不成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议论的中心。站在时代最前列的资产阶级，由于吸取了西方先进思想的营养，目睹义和团盲目排外带来的严重后果，他们所发表的种种评议，今天看来，仍有一些不失为真知灼见。

　　（一）

　　义和团仇视一切洋人，把所有的外国人统统称为大毛子，凡属毛子必杀无赦。又仇视一切洋物，见洋物即怒不可遏，必毁物*，甚至把吸纸烟、戴眼镜、拿洋伞、穿洋袜的人，也处以极刑。还仇视一切教民，把信教的中国人，都当作二毛子，格杀无论，致“冤死者甚多”。对于这样的“三仇”行动，资产阶级当时发表的论著，都给予了猛烈的抨击，指出：“不分东西洋人，而概行□杀之，则何啻与人类为仇”（《同文沪报》：《综论近日之时势》，见《义和团》（四）。），那种“攻使馆，□公使；毁教堂，□教士”的妄举，更直接违反“两国交战，不罪使臣”的原则，“为万国公法所不容”（梁启超：《排外平义》，见《中国魂》。），而且导致了“我曲而彼直，我短而彼长”（《中外日报》：《各国宣守和平宗旨说》，见《义和团》（四）），揆失于理；指责“利民之器，而躬自坏之”“不知利害之国”（《同文沪报》：《综论近日之时势》，见《义和团》（四）。），“诛戮无罪之臣工，祸延无辜之赤子”（《同文沪报》：《综论近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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