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某些放眼看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认为“锁国之策，不可行于今日”，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沉寂千年的“老帝国人民思想之大脑，乃大呈欲改方向之状”（《中外日报》：《论义和拳与新旧两党之关系》，见《义和团》（四）。）。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曾经满怀信心地指出：“日本之文明，非其所固有者，前则取之于中国，后则师资于泰西；若中国以其固有之文明，转而用之，实驾日本，无可疑也”（孙中山：《中国民主革命之重要》，见《孙中山选集》上。）。然而，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潮流的发展，不能不迂到封建统治阶级和习惯势力的顽强抵抗。义和团的排外主义，既适应了封建顽固势力排外的需要，又反映了农民群众盲目排外的心理。资产阶级敏锐地察觉到义和团排外势头所带来的社会危害，当义和团把“灭洋”排外的旗帜打出来的时候，便理所当然地给资产阶级以尖锐的抨击。

　　一九○○年九月，维新派在《中外日报》上发表文章，详细论述了世界发展的大势，指出：“今者大地交通，国与国相见，种与种相见，见而其民之智者胜，愚者败；其民之有学者胜，无学者败；其政之善者胜，□者败；其兵之精者胜，劣者败；其商之通者胜，塞者败。”他们主张“开民智，使其学术*兵商诸事，去己之短，取人之长，改良而适于用”（《中外日报》：《原近时守旧之祸》，见《义和团》（四）。）。这种从进化论观点出发，对世界大势所作的分析，诚然带有阶级的局限，但就其主张以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为榜样“去己之短，取人之长”，对实行社会改革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它既反映了资产阶级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也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义和团只知“以下令逐客为最快人意，以闭关绝市为复见太平”（《中外日报》：《论近日致祸之由》，见《义和团》（四）。）确实是闭眼不看世界大势，和奔腾向前的时代潮流背道而驰。这就是资产阶级所以要强烈抨击义和团排外主义的根本原因所在。

　　戊戌政变之后，维新派的一批爱国志士惨遭杀害，康梁等人被迫逃亡海外，曾经赞助过康梁变法维新的帝党人士也遭到眨斥。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集团，为了进一步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