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产生问题，我曾经写过三篇文章(参阅《中国社会科学》一九八一年第五期，《近代史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一期、一九八三年第三期。)。我要说的意见，大体上都说到了。为什么现在还再来写一点补充呢？这要从一件具体的事情说起。

　　前不久加拿大约克大学的陈志让教授从一九八一年在武汉举行的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中，选取了八篇论文，译成英文，并冠以《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的题目，准备在国外出版。陈先生的工作，为加强中外学术交流作出了贡献，这是值得欢迎的。由于我提交讨论会的《试论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一文，也被陈先生选用，所以他曾来信征求我的意见，并把他为这本论文集所写的《绪论》寄给我看，使我受到很多教益。但同时也引起我对自己的意见的进一步思考。这是因为，在《绪论》中，陈先生在两个地方提到我那篇稿子的内容，虽然不长，却很重要。现在我先把陈先生的原话照录如下，然后再说明我这个补充的由来。

　　一处是：“汪敬虞先生关于中国资产阶级成长的论文，代表现在大多数中国学者的看法。他说‘官僚资本家’也有变成‘民族资本家’的可能。他进一步说民族资本的三个来源是中国私人资本、改变了的官僚资本与改变了的买办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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