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资本的活跃和小生产者对商人的依赖程度。在这种情况之下，收丝商人有可能把这些个体手工业者固定起来，专为自己而生产，这是不难想象的。他们或者规定固定的交易场地，或者指定固定的代理人员，让蚕户按照他们的指示行事。记载鸦片战争前吴门风土的《清嘉录》中说：在江苏太湖产丝区蚕户，“茧丝既出，各负至城，卖与郡城隍庙前之收丝客。”“浮店收丝只趁新”(顾禄：《清嘉录》卷四，页三——五。转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卷一，页二一○。)。在这里，郡城隍庙是固定的交易场地，浮店则是固定的代理人员，他在开始利用自己的地位，使小生产者“专门为他生产”而广大个体缫丝业者原有的独立地位，则随之开始发生动摇。
商人对小生产者的控制，决不到此为止。作为货币的所有者，他必然还要通过放款预购，也就是通过高利贷的关系，使小生产者进一步接受他的控制。江浙杭嘉一带蚕户，在蚕丝上市之时，“间遇丝客未至，需用孔亟”，往往乞援于典当(《清史列传》卷二二，页四二。)。这就间接表明高利贷资本非常容易楔入丝客和蚕户的交易之中。在贵州的蚕农中，流行所谓买柘树的办法，来自湖北、四川、福建、云南的茧客，“春时买其树，放蚕于上，茧成来收取之。”(李宗□：《黔记》卷二，页九，转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卷一，页二一二。)这说明缫丝的第一步，已经纳入高利贷资本的控制之下。
使小生产所有制发生重大变化的原料的被剥夺，在蚕丝缫制业中，也若有轨迹可寻。最初是原来自有蚕茧的手工业者不再自有蚕茧而是依靠商人“载茧来鬻”，这时他虽然从自有蚕茧到依赖于市场供应，但还没有固定从属于一个商人，他虽然丧失原料的所有，但仍保持相对独立的手工业者的身份。事情的进一步发展是：通过原料的供应，在手工业者和商人之间，逐步形成了“代纺而受其值”的制度。到了这个时候，原来在市场上还能自由选购蚕茧的手工业者，只能固定于一个丝行，原来是独立生产的手工业者，此时处于类似加工订货的地位。 □原料和生产工具而俱失的手工业者，在江南的丝织业中，也可以找到完整的典型。现在还保存着的十九世纪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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