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资本家也有变成民族资本家的可能”，“没有帝国主义，中国根本不会有资本主义”。这是陈志让先生从我的文章中概括出来的论点。当然，这只是我的表述给人们留下的一种印象，它和我所要表达的原意并不完全一致，这是不言而喻的。而所以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从我这方面说，只能归咎于我的表述。因此，在给陈先生的复信中，我作了一点必要的澄清。我要说的是：如果把陈先生的概括，算作我的意见，我想至少应该作这样的补充，这就是：中国的封建社会和其他封建社会一样，在它的内部，都会产生资本主义的萌芽，并由此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帝国主义，中国根本不会有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一般的命题，显然是不正确的。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产生，又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以后，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从这一点看，说“没有帝国主义中国根本不会有资本主义”，这和中国的历史实际，又并不违反。当然，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并不意味着中国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相反，它从此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既有居于劣势的中国资本主义，又有占据优势的外国资本主义，而在中国的资本主义中，既有发展不足的民族资本主义，又有畸形发展的官僚资本主义。在这个错综复杂的过程中，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不可能完全沿着中国封建社会中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向前发展的途径。也就是说，在手工业者和商人之外，包括官僚在内的封建社会中的剥削者，都有可能发展成为投资现代企业的民族资本家。在这个意义之下，如果“官僚资本家”指的是投资企业的官僚，那么，说“官僚资本家也有变成民族资本家的可能”，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却是互相对立的两种性质不同的资本主义，它们之间，不存在任何转变，这又是不移的客观现实。

　　我之所以再写这一点补充，也就是想把上面的意思表达得稍为完整和清楚一点。当然，我在下面的表述，会不会又给人们留下和自己原意不尽相符的印象，我是完全没有把握的。

　　至于陈先生说我的论文，代表现在大多数中国学者的看法，那自然是一个误解。包括这一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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