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制茶业中的工场手工业，有多少“扩大或发展为近代企业”，就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材料而言，可以肯定地说，一个也没有，至少在中国近代企业的发生时期是这样。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云南铜矿的情况。铜矿也是一种可以大规模分工协作的生产企业，在清代的云南铜矿中，分工已经比较固定。这里开采矿石有“锤手”，运矿出硐有“砂丁”，推拉风柜鼓风，使用水龙排水以及选矿、洗矿、配矿等等，都各有专司。单从分工来看，可以说具备了手工工场的条件。当然，应该看到，在清代的云南铜矿中，生产关系比较复杂，这里既有“厚积资本”雇工开采的矿厂，又有小生产者合伙开办的火房。而在雇工经营之中，既有定时发放工资的“月活”，又有分割矿砂，类似工役制的“亲身”。不过无论如何，在发放工资的矿厂中，它们的内部生产关系接近于手工工场，这是比较说得过去的。这也是多数研究者所接受的看法。

　　那么，云南铜矿中出现了资本主义近代企业没有？有的。在一八八七年的云南巧家，就曾经出现过一家用“新法采矿”的公司。但是，这家新式企业，却不是由原有的工场手工业扩大或发展而来的。创办和主持这个企业的人，是“督办矿务、专理滇铜”的前任云南巡抚唐炯，资本则主要来自一个与他关系密切的票号商人(赵式铭等：《新纂云南通志》一九四四年版，卷二三五，页八。)，至于机器和工程技术人员，都一概来自外国。它由筹办到结束，一共不到二十年，唐炯离开矿务局，公司也就不存在了(严中平：《清代云南铜政考》，一九五七年版，第四六——四八页。)。

　　能说这是由“原由工场手工业形式的资本主义萌芽保存、扩大或发展为近代企业”么？应该说，二者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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