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辛亥革命的失败原因，与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失败后坚持斗争的历程，在不少论著中已有所论述。本文拟着重探讨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期间，是受怎样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主观认识上的限制，决定了他经过一番反复后、最终仍走上与袁世凯妥协的道路；刻画他在这段时间思想演变（特别是他在是否同袁世凯妥协这个问题上前后思想演变）的轨迹。从而说明，他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每前进一步（那怕是小小的一步），都是经历了迂回、曲折，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孙中山在革命实践过程中，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所经历的艰难、曲折的道路，正是中国人民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艰难、曲折历程的反映。
一
对帝国主义怀着一种恐惧的心理，害怕中国的革命会因帝国主义的干涉而遭受太平天国那样的失败，是当时革命党人的共同弱点。这一点，孙中山亦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
武昌起义后，孙中山认为对英国外交的成败，将决定中国革命的存亡。在他看来，当时“列强之与中国最有关系者有六焉：美、法二国，则当表同情革命者也；德、俄二国，则当反对革命者也；日本则民间表同情，而其政府反对者也；英国则民间同情，而政府未定者也。是以吾之外交关键，可以举足轻重为我成败存亡所系者，厥为英国。倘使英国右我，则日本不能为患矣。”（《孙中山选集》上卷，八四页）因此，当他在美国的报纸上得知“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消息后，并不是迅速返国，“亲与革命之战以快平生”，而是“决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回国”。（同上）十月下旬，孙中山与同盟会会员朱卓文（孙中山的表弟，原侨居美国芝加哥），前往英国。抵伦敦后，初访吴敬恒未遇，留条说：“近日中国之事，真是泱泱大国民之风，从此列强必当刮目相见，凡吾同胞自当喜而不寐也。今后之策，只有各省同德同心，协力于建设，则吾党所持民权民生之目的，指日可达矣。”（《总理全书》《函札》上册，二八七页）这几句话，反映了他对武昌起义后国内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说明他对即将到来的严重斗争毫无思想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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