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革命党人内部，特别是中下层的革命党人，强烈地反对与袁世凯妥协，不能不给孙中山以很大的影响。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的第十九天，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九日，《时报》上刊登了光复军总司令兼吴淞军政分府都督李燮和为反对妥协上孙中山的一封公开信。这封公开信很值得一读：

　　　　“（上略）一月以来，最足为失机误事之尤者，莫如议和一事。夫和有何可议者，民主君主，两言而决耳，岂有调停之余地；战亦何可议者，北伐北伐，闻之耳熟矣，卒无事实之进行。坐是抢攘月余，势成坐困，老师匮财，攘权夺利，凡种种不良之现象，皆缘是以生。若天下之大局不定，河山之歌舞依然，我恐洪氏末年之覆辙，将于今日复蹈之也。夫袁氏之不足恃，岂待今日而后知之？溯彼一生之历史，不过一反复无常之小人耳。甲午中东之役，戊戌之政变，庚子之拳乱，合之此次之事变，凡国中经一次之扰乱者，即于彼增加一绝大之势力。彼盖乘时窃势，舞术自恣之人耳。……故袁氏者，断不可恃者也。恃袁氏无异恃袁氏之术。袁氏之术，乃其所以自欺欺人者也。彼自身且不可转，独奈何欲率天下之人，以赖袁氏之术乎？故今日者，必须去依赖袁氏之心，而后可以议战。以神圣庄严之大总统，奉之于袁氏足下，而袁蹴尔而不屑，宁非神州男子之奇辱耶？……就今日之时势观之，断非平和可以解决，则徒讲一时弥缝之策，希冀战争之不再开者，名虽尊重人道，实则违背人道。何则？以其迁延愈久而损失愈大也。……燮和不才，今已秣马厉兵，从诸君子后，若公（指孙中山）犹迟疑不决，当机不断，或且误听袁氏再求和议之举，则误我神州大局，沦胥我炎黄胄裔者，公将不能辞其咎矣！”（转引自白蕉编著：《袁世凯与中华民国》）

　　李燮和的这封信中，对袁世凯的揭露，确实如见其肺腑；对当时议和的评价，亦甚有见地；对孙中山的批评与希望，决不是李燮和一个人的，而是反映了中下层革命党人中反对同袁世凯妥协的分子对孙中山的意见与要求。这不能不给孙中山以重大的影响，使他从赞成同袁世凯妥协，逐步转变为“不愿妥协”了。孙中山这种认识上的变化，从《胡汉民自传》中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胡在记载孙中山过香港同他谈到袁世凯时还主张“因而利用之”，但到该书的《迁就南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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