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之真相》一节中就说,孙中山“先生始终不愿妥协”了。这一点,从其他人的记述中也可得到说明。
三
既然孙中山这时已“不愿妥协”,为什么最后仍不得不实行妥协,把政权拱手交给袁世凯?如果从革命的主观力量方面来分析,最主要的是领导这次革命的同盟会这时已经分崩瓦解,内部矛盾、冲突日益严重,已不能负起革命的领导责任来了。孙中山后来解释他为什么不得不与袁世凯妥协时沉痛地说:“局外人不察,多怪弟退让。然弟不退让,则求今日假共和,犹未可得也。盖当时党人,已大有争权夺利之思想,其势将不可压。弟恐生出自相残杀战争,是以退让,以期风化当时,而听国民之自然进化也。倘若袁氏不包藏祸心,恢复专制,弟之退让,实为不错。”(《总理全书》《函札》上,三七五页)
事实上,早在武昌起义之前,同盟会已趋涣散、分裂。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对武昌起义的迅速到来与起义后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三·二九”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远走美国,把主要精力放在进行筹款、再发动新的起义上。黄兴在武昌起义前不到半年还认为“同盟会无事可为矣,以后再不问党事,惟当尽个人天职,报死者于地下耳。”谭人凤、宋教仁、陈其美等在一九一一年七月在上海成立中部同盟会时,尚“定宣统五年为大举之期,盖恐各处过于急躁,故有此宣告也。”(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近代史资料》一九五六年第三期)由于同盟会在武昌起义前已趋涣散,对武昌起义的爆发没有思想准备,再加革命党人对起义后迅速发展的形势,缺乏应付的经验,所以在武昌起义后,革命派就陷于被动的局面。他们和立宪派、旧官僚划不清界限,以致许多立宪派分子和旧官僚挤入了革命行列。这些立宪派分子,又利用一些革命党人在起义成功后迅速膨胀起来的争夺权力地位的思想,从中拉拢、分化,就促使革命派中原来的各派系、集团间的矛盾日趋尖锐。从胡汉民和章太炎的记述中,可以看出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后,革命派内部的矛盾、冲突,已经达到多么严重的程度。《胡汉民自传》中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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