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下字据为兄弟”，使刘福彪表示，“共同生死，驱逐满奴，复兴汉业，以敢死之志，抱必死之念，以报国家”，从而将刘的手下三千多人成为光复上海时的突击力量(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五集，第251页。)。又如大流氓应桂馨（即应夔臣），原是浙江鄞县的暴发户，因为打官司吃了亏，在上海和陈其美结识，为他所用(魏伯桢《谈谈陈其美》，据湖州市政协编：《陈英士史料＜专辑＞》。)。陈在上海的帮会势力很大，当时“上海的戏院里，茶馆、澡堂里，酒楼、妓院里，无论那个角落里都有他的党羽。所以一辈革命同志无论有什么活动，都要拉他入伙，尤其是辛亥年中部同盟会之成立，大家都要依靠他作台柱子”(全国政协编《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八辑，页135。)。他在租界里设革命机关，在妓院里联络革命党人，赁居租界马霍路德福里，“阳为纵情声色，以掩饰侦者耳目，外间仅知德福里为游宴之场，而不知为发纵革命决定大计之所在也”(何仲萧：《陈英士先生年谱》。)。
陈其美利用会党，和同时期许多革命党人所做的并没有什么原则区别，不能对他以“大流氓”定论；但陈对帮会势力只知利用，不加改造，以至后来应夔臣成了暗杀宋教仁的主凶，刘福彪为袁世凯收买，破坏“二次革命”，造成了恶劣的后果，开了游民涉政的恶例，陈是不能辞其咎的。
二是“联络商团，媾通士绅”，导致民族资产阶级和革命势力结成联盟，成为陈其美进行革命活动的主要支柱。
上海是我国民族资本主义最为发达的地区。本世纪初以来，上海的民族资本家，日益显示了它的阶级力量，1904年，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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