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部同盟会，中外学者意见不一。笔者认为，从它的宗旨到实践，其主流仍是服从同盟会，并对辛亥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其一，从肇起的原因看，它是在同盟会领导失控、组织涣散的情况下而创立的。中部同盟会《成立宣言》中指出，它的建立是为了改变“有共同之宗旨，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无切实之组织”的同盟会现状，“党事者，党人之公责任也。……返沪诸同志迫于情之不能自已，于是有同盟会中部总会之组织。”因此，它的建立不是“毁党”，也不是“造党”，而是“补党”。其二，在组织体系上，仍然“奉东京本部为主体”，表示和总部“同心同德，共造时机”，打开一个新局面。它得到了同盟会实际主持人黄兴的认可和赞许，也为孙中山事后所赞同。它和重建光复会别树一帜是不同的。不能视中部同盟会是脱离“母体”，“要独立于孙中山的意志”。其三，在活动策略上，它以上海为总机关，把上海和武汉、上海和邻近的江浙皖赣的革命联络起来，“由江、浙、皖、赣、鄂、湘、川、陕八省联合大举，各自分途进行，而统属于中部同盟会”(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88页。)。这是一个复苏革命的大计划，它表现了中部同盟会在实践上改变了同盟会侧重华南的偏颇，是值得肯定的。

　　中部同盟会成立后，由于宋教仁、谭人凤经常在外活动，在上海实际上由陈其美主持。通过了陈其美的悉心经营，“会务益振”，“在马霍路德福里一号，设立了总机关，宝昌路十五号为秘制炸弹处，嵩山路十一号为隐藏*处，打铁浜四十五号、后马路湖州旅馆、万安旅馆等处为招待所，各省盟友随时住宿、联络、会议，革命情绪日益高涨”(《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续辑，第45页。)。

　　综上所述，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陈其美在上海，形成了以中部同盟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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