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一千万元的资本,形象地比作能够下蛋的鸡nǎ@①和能够产出更多粮食的谷种,“如果把这个鸡nǎ@①一次吃完了,以后便没有很多的蛋吃;把这包谷种一次吃尽了,以后便没有很多的谷米吃。……如果不吃谷种和鸡nǎ@①,不只用这一千万,以后便可以赚几千万,或者一万万,所谓‘一本万利’。能够保全这包谷种和这个鸡nǎ@①,以后的利息是无穷。”孙中山的这种比喻未必贴切,但当时军政开支十分拮据,各方面都看着中央银行的一千万元股本,孙中山不发这番话,恐怕这笔股本是难保的。
孙中山谈到了中央银行的主要业务,就是要进行埠际甚至国外汇兑:“有了这个汇兑机关,便是中国的银行界别开生面。有了这个银行来做汇兑机关,凡是我们在广东的钱,无论是有多少,要汇到上海、天津、汉口,或者外国的各大商埠,都可以不必经外国银行的手,便可以不吃外国银行所定的高汇水和大折扣的亏。并且中国人同中国人交易,利权不致外溢,事事都要方便。这是我们军界、政界和一切农、工、商界,都是不可不知道的。”孙中山把由中央银行进行汇兑业务视为摆脱外国金融势力控制的重要步骤,这与他1912年提出的设立中西合资银行以抵御国际银行团的主张,显然有着相同的民族主义原则,但中央银行完全是独立经营,在遵循这一原则方面更为坚定。
孙中山决定在陆海军大本营之下设立中央银行,无疑有着发行纸币的考虑。他在训词中谈到:“这个银行受了政府一种特权,可以发行纸币,这种纸币的基本金有一千万,和从前政府银行所发行的纸币不同。外国银行在中国发行纸币,有的固然也是有基本金,但是他们所发行的纸币之数目,至少也是四倍于基本金。我们这个银行所发行的纸币,定章不是四倍于基本金,是照基本金的数目去发行。……我们发行纸币的方法,不是‘兑现’,是‘现兑’。外面普通银行的办法,是人民先有一百元纸币,才到银行兑回一百元现钱。这个银行的办法,是人民要用一百元现钱,必须先买一百元纸币。所以这种纸币,只要是在外面通行的,有纸币便有现钱的抵押,便随时可以兑现;故这个银行发行纸币的方法,是先有现然后才兑,所以说是‘现兑’。因为是‘现兑’,并且又有大宗基本金,所以这种纸币的作用,一定是很高的,一定没有从前省立广东银行纸币的毛病。”孙中山对于在广东地区推行中央银行的纸币颇感自信:“社会上既是知道这个银行发行纸币办法是‘现兑’,政府又极力保护这个银行,和提倡这个银行,大家便应该同心协力来维持这个银行。如果大家都来维持这个银行,这个银行的经济力便可以大发展,中国商场上的经济力便不致为外国银行所操纵。所以这个银行之成立,关系中外经济权力的成败。大家既是明白了政府开办这个银行的意思,便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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