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日派代表来华，商订合约。惟此方股本尚无着落，倘到时不能交头批二百五十万元，或尚须政府设法也，幸为注意。”在与法方的会谈中，双方原则上达成的共识有：一、银行在中国注册，悉遵中国法律。二、董事局全为华人，西人居顾问局。三、总办十年内用西人，十年后可用华人。四、督理各举二人，总办执行，悉惟督理之命是听。在洽商过程中，孙中山清醒地认识到：“我中国现在国势不如人，财力不如人，智识不如人，故合资银行，我当得条件之保护略优，将来乃望得平等权利，否则流弊不堪设想。现尚相持不下者，则四督理之决事，如遇可否各半，总办有表决权。除此点之外，华股皆略占优胜地位。”当时袁世凯政府亦在北京与法方商谈成立中法银行之事，对此孙中山向袁氏指出：“巴黎联合银行，为世界极大银行之一，与彼联络通融者，皆势力宏厚之财团，固非泛泛然欲向中国承揽一事业之权利而转售于人者可比。望大总统及财政总长再细酌夺，如能舍彼就此，则利国福民，诚非浅鲜。否则，外人永无就我范围之日，而所办之中法银行，亦不过多一华俄银行而已，恐非我当轴者之初心也。且此事一成，恐他国援以为例，用某国之资，则必遵某国之律，如此主权丧失，永无收回治外法权之望。”（注：孙中山致袁世凯电（1913年1月），《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10页；孙中山致袁世凯周学熙电（1913年1月29日），《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8页。）旋即宋案发生，“二次革命”军兴和遭镇压，孙袁之间从此绝无合作之可能，孙中山亦无法在国内容身，不得不东渡日本，成立中西联合银行之议被搁置起来。
三
待到袁世凯帝制失败，孙中山得以返回。在南下护法的数年里，孙中山先后担任过南方军政府的大元帅、总裁、非常大总统，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掌握政权，也谈不上进行银行建设。这一情况，直到1923年春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建立后，才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这年的4月24日，孙中山以陆海军大元帅令委派宋子文为中央银行筹备员。5月29日，孙中山正式任命林云陔为中央银行行长，宋子文为副行长。这表明，孙中山认为由国民党政权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