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孙中山批准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方案前后，革命党人自己创设的中华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中华银行）亦在力争获得“国家银行”的地位和相应的优惠权利。中华银行系沪军都督陈其美为适应军事需要，于1911年11月下旬发起成立的，孙中山为名义上的总其事者，黄兴、薛颂瀛、沈缦云等为首届董事，该行主要负责经理军用钞票，经汇军需款项。在筹建临时政府时，中华银行方面就要求享有“中央权利”。（注：《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一），第11页。）但是，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后，筹措军政费用无疑具有极其重大之意义。由于起义与独立各省仅在名义上承认南京为中央政府所在，实际并不承担解缴收入之义务。正如孙中山多次与陈锦涛商议财政事项期间谈到的：“中央政府现无确实可恃之财源，舍发行军钞、募集公债而外，更无济急之法，而欲实行此策，非有金融机关不可。”孙中山与陈锦涛的共同看法是：东南各省已经光复，必须有新政府直接控制下的银行作为汇兑机关，起到活动商业，恢复财源的作用；然而中华银行成立不久，难以承荷这一重任；况且戎马倥偬，社会经济不定，临时政府根本无从在短期内新集股本，组织银行，遑论短期内遍设分行于各省，以为汇兑流转之助。正在为难之际，原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提出了改组大清银行为中国银行的方案，在孙中山看来，大清银行资力雄厚，资本额即有一千万两，在国内主要地区都有分支机构，在其他资产和专业人员等方面，均较中华银行优越得多。况且大清银行本来就是清政府的国家银行，官股占了股本的一半，即使商股不提出将大清银行改为新政府中央银行的请示，南京临时政府也应该名正言顺地把它接管过来，使之承担起中央银行的职责。这无疑是“盖借已有之基础，应目前之急需，既以增长民国之实力，又可因其资产为通融，实为民国国家与该银行股东两得兼利之道。”（注：引自陈锦涛关于草创中国银行咨参议院文（1912年3月下旬），《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一），第9页。）中华银行成立未久，实力不足，更谈不上在金融业工商界的影响，在这些方面不能与原大清银行相比。孙中山最终决定在大清银行基础上成立中国银行，承继中央银行权利，这一决策无疑是正确的。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