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如果进一步考察孙中山这一时期关于银行问题的主张，那么可以发现，他谈到要大力发展中国人自己掌握的银行，其主旨之一在于抵御国际金融势力对中国重大经济利益的攫夺和主权的侵害。这就涉及到所谓对华国际银行团(The China consortium)的问题。1910年，英、法、德、美四国组成银行团，企图统一对清政府的贷款事宜，并于1911年达成了币制实业借款、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和湖北省借款。辛亥革命发生后，银行团方面就与袁世凯集团开始所谓善后借款的交涉，并于1912年2月起开始提供垫款，至当年6月中旬业已提供了五次垫款，共1210万两。需指出的是，其中2月底的第一次垫款200万两名义上是作为南京临时政府军政费的，第三次垫款300万两中，有150万两系用于收回中国银行军用票之用。（注：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四卷，档案出版社1990年，第77页。）也就是从第三次垫款起，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与俄国的道胜银行加入了银行团，四国银行团扩大为六国银行团。就孙中山本人而言，在1911年11月份访问英国期间，便曾与四国银行团方面洽谈过向革命政府提供借款事，银行团方面表示，须待孙中山回国成立正式政府之后，才可商谈借款事。（注：《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陈锡祺主编，中华书局1991年，第574-575页。）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也曾试图与银行团直接达成借款，但遭拒绝，只有通过袁世凯的代表才有可能辗转从银行团得到急需的借款。所以，善后借款垫款中所谓南京临时政府有一定的数额，实际上是说明银行团介入中国内部事务，与袁世凯集团联手封杀南京临时政府。而到了1912年8月袁世凯政府达成克利斯浦借款后，六国银行团反应异常之强烈，逼迫袁政府中止与克利斯浦的合同。这样，国际银行团企图直接控制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财政金融联系的目的，便昭然若揭了。

　　可以认为，至迟在南京临时政府解体不久，孙中山便明确倾向于中外合资成立银行，一则抵制像银行团那样的国际金融大鳄在中国的野心，二则引入中国实业建设急需的金融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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