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第426-440页。）于1912年3月18日呈送孙中山审阅。财政部的呈文指出：“古圣教民，首言足食。列强富国，先重农林。……窃进行之法，当在创设金融之机关，为奖励农业之政策而已。……今民国方兴，共和确定，兴利除弊，当在斯时。敝部职掌全国金融机关，中央普建各银行，因宜次第规划，而农业、殖边等银行，岂能独付缺如。兹拟筹设农业银行，为贫民代谋生计。创办殖边银行，为疆隅安置流民。互相维系，积极进行。”财政部的方案，是由中央政府募集资本，在首都设立兴农银行，再酌量提拨地方公款，在各地设农业银行。看了财政部的呈文和几个则例后，孙中山即于3月23日批示：“呈悉。中国地称膏腴，尤广幅员，而东南之收获，不见其丰，西北之荒芜，一如其故，此无他，无特别金融机关以为之融通资本故耳。创设农业、殖边等银行，实属方今扼要之图。所拟各银行则例，仰候咨送参议院核议可也。”（注：财政部致孙中山呈稿（1912年3月18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第424-426页；孙中山批示（1912年3月23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第440页。）孙中山显然已经认识到，农业的丰歉、内地和边陲的开发，受制于金融的发达与否。
在孙中山先生的首肯之下，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还拟订出了关于设立商业银行、惠工银行、储蓄银行、庶民银行的条例。只是因为当时南北之间力量对比悬殊，南京临时政府迅速解体，未及成立拟议中的各专业银行。
二
南京时政府解体后，至1913年3月发生刺杀宋教仁案之前，孙中山一度潜心于构建实业建设学说，而且多次强调必须在中国发展银行业。他曾向邓泽如谈到：“弟前之赞成各银行招股者，以中国地大物博，银行愈多愈好。”（注：致邓泽如函（1913年1月23日），《孙中山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第7页。）他还提出了“实业为富国之本，而银行尤为实业之母”的重要观点。（注：复中华实业银行代表函（1913年），《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77页。）孙中山的有关主张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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