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维持这个银行去进行；维持这个银行去进行，就是维持革命来成功；维持革命来成功，就是令贫弱之中国变成富强。”平心而论，中央银行打算发行的纸币，在货币银行学中，只是属于银本位之下的兑换券；孙中山所称的“现兑”，是要在银本位情况下，用政权的强制力推行某种特定兑换券，这种做法只可以局部区域里短期内实施，属于战时货币与银行体制范畴，并不具有什么普遍的意义。但也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孙中山和宋子文照搬西方经典货币银行学的教条，来规范广州中央银行纸币的发行，其结果很可能是根本发行不了纸币，因为这一要求超出了孙中山当时所处的特定社会条件。
广州中央银行成立伊始，孙中山非常重视维护中央银行所发纸币的权威性。
当时中央银行发行了印有孙中山肖像之纸币，由美国钞票公司印制，面额为1元、5元、10元、50元。（注：《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1974页。）1924年8月15日即中央银行在广州举行开幕典礼的同一天，孙中山便在给广东省署的命令中规定：“中央银行定于本月十五日开始营业。所有发行纸币，应饬征收各机关及布告各商民一体通用。”当日孙中山还发布另一项命令：“中央银行今日开始营业。所有省署辖属各机关之出纳，应严令纯用中央银行纸币。收支一切存款，应转存中央银行。倘有不遵，以违令论。”（注：《孙中山全集》第十卷，第544页。）当时中央银行所发行的钞票一度被广州银钱业拒收，非常需要来自政府本身的支持。8月20日，孙中山向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财政部长叶恭绰、建设部长林森、兼盐务署督办叶恭绰、广东省长廖仲恺、两广盐运使邓泽如发布训令：“中央银行成立，所以整理国家经济，调剂社会金融，用意周详，立法美备。嗣后所有各财政机关收入，应解由该银行存储，随时提用。”8月23日，孙中山向大本营财政部和各征收机关首长、各军总司令、军长发布训令：“查中央银行现已开始营业，所有政府收入机关，应限于收中央银行纸币，不准收各银号凭单及各种银毫，但各机关所得之中央银行纸币亦不得直接支用，务即将该项纸币交还中央银行兑换现洋，然后支给军饰及各种政费，使收入必收纸币，而支出必支现洋，庶人民不致藉口政府滥发纸币而有所怀疑。”另外，孙中山还同意宋子文的提议，批示把广东造币厂余利指拨为中央银行一千万元借款还本付息基金，把原由裕广银号办理的短期军需库券还本付息事宜，移归中央银行办理。（注：《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第二十四号，1924年8月30日。）9月初，孙中山为划一收入起见，决定将印花税款之收入一律解交中央银行。（注：《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9月4日。）至于中央银行发行纸币的纳税问题，孙中山最初在8月底曾颁令，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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