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单从学理的严谨、系统和创新等标准来评判，无论是对西方货币银行学说一般原理的阐述，还是对在中国特定环境下银行建设所须解决的相关问题，孙中山的有关思想主张在近代中国金融思想史上并不占有十分重要的学术地位，明显比不上严复、钱恂、梁启超、康有为等人有关银行的学说，遑论真正的金融学学者的建树了。如果单从中国银行制度的近代化来衡量，与盛宣怀创设中国通商银行、张公权经营中国银行、陈光甫管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及其他银行家的个案，进行简单类比，孙中山的有关实践确实也会相形见绌。但是，如果对于孙中山建立近代银行的思想主张与实践活动进行梳理之后，就可以看出，孙中山先生实际上是把建立近代银行作为推进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事业的重要手段，作为中国能否跟上世界局势演变发展潮流的重要标志。金融史和民国史都揭示了以下事实，即国民政府对银行业的重视程度要远远超过北洋政府，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近代银行体系，即中央银行、政府特许银行、省市立银行、商业储蓄银行、农工银行和其他专业银行，是在20世纪30年代确立起来，并且真正确立起在整个金融业的主导性和支配性地位。这些事实不仅仅只是国民政府实行金融统制的例证，而且还表明：孙中山先生关于设立近代银行的思想主张，确实是改造中国之必需，待到相应的社会条件成熟，这些思想主张终将得以实施。有鉴于此，孙中山先生的建立近代银行的思想主张和相应的实践，应当得到充分的肯定；并有待于在资料上作进一步的发掘，并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也里加母

【资料来源：《民国档案》200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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