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们也别忘记1900年10月下旬，孙中山曾写信给刘学询，应允刘“先立一暂时政府，以权理政务……主政一人，或称总统，或称帝王，弟决奉足下当之，称谓由足下裁决……兵政一人弟自当之”。（注：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重印本，第202页。）这是他出于救急策略考虑的权变之计，目的是为争取刘以财救济惠州起义的革命军。当时在台湾的孙中山不知惠州起义已败，一心想到义军急需饷械接济；而原指望的台湾*援助全落空，委托日人中村弥六代菲律宾所购之械又是一堆废铁；无奈之下，他只有寄望刘学询“速代筹资百万……以便即行设法挽回大局，而再造中华”。（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3页。）关于这点，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已说得很清楚：孙“知道刘素抱帝王思想，故即以主政一席许之，而自揽兵政，其用意无非欲得其资助巨款而已”。（注：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重印本，第80页。）有人据此认为孙中山当时思想上对采取民主共和还是君主立宪政体，尚未作出最后的抉择。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发动惠州起义时，明确地提出了推翻清朝封建专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将爱国救亡与推倒清廷连在一起。这说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理想和斗争水平，不仅高出农民阶级广大群众，而且也高出资产阶级保皇派。他们在20世纪到来之际高举共和革命的崭新旗帜，站在历史潮流前面指引着国民去进行新的救国斗争。

二

　　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发动惠州起义之主要依靠力量，是会党和绿林。这是一次形式上会党起事气氛颇浓，而在性质上又完全别于旧式会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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