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本人及其创立的兴中会，同会党有着很深的渊源与交往。辛亥革命时期的广东，“不特民间大半拜会，即衙役勇丁亦多有入会”。（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七），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56页。）会党出身的革命党人陶成章曾指出：当时南方的三合会“以广东最盛”。（注：肖一山编：《近代秘密社会史料》，1935年北京出版，附录第6页。）孙中山生长在三合会非常活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从创立兴中会始就注意联络会党的力量以为己用。他这样做的原因有以下三点：其一，会党具有反清传统，“会中的口头语就是‘反清复明’”；（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3页。）“会党常有与官吏冲突……犹不忘其与清政府居于反对之地位”。（注：《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5、197页。）他们在反清的问题上与兴中会有着一致性，便于兴中会实行联络。其二，会党是一支有现成组织的冲击力量，有联络利用的价值。1898年，孙中山在同宫崎寅藏谈及此时指出：“这起义必须有三合会的支援，只要跟三合会取得联络，便可成立近乎完整的革命军”。（注：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页。）其三，兴中会内有一批会党的骨干分子，具备联络会党的畅通渠道和便利条件。孙中山早在广州博济医校读书时就结识了“具反清复汉思想”的三合会首领郑士良，“引为知己”。（注：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重印本，第24页。）香港兴中会总会成立时，郑与其他一些会党成员加入了兴中会。他们成为日后兴中会联络会党的得力干部。

　　惠州起义前，孙中山曾有粤、湘、鄂同时大举的起义计划，一度对广东的三合会和长江流域的哥老会都进行过联络工作。1899年冬，兴中会、湘鄂哥老会和广东三合会的首领曾在香港举行重要会议，议决成立兴汉会，公推孙中山为总会长。后来，长江流域的哥老会被康有为收买为自立军的主力，粤、湘、鄂同时大举之计划无由实现。孙发动惠州起义所依靠的主力军，就只有广东惠州与嘉应州一带的三合会，及新安县的绿林。兴中会将起义地点选在惠州三洲田，固然有该地与香港的新界接壤，便于兴中总会的人员联络与物资接济方面的考虑，但更重要的还是由于会党方面的原因：（一）该地及其东南毗连的海丰，“皆系会党出没之处”，（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2页。）且新安县的绿林首领黄耀庭等部已接受兴中会的领导；（二）起义的总指挥郑士良既是惠州的客家人，又是本地三合会的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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