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保证分散的三合会员能组织起来统一行动，郑士良在起义前特地把“三合会领袖中最得人望”的好友黄福，从南洋婆罗洲请了回来；“说也奇怪，他一回来，各处党号的草鞋都会围集拢来，只要黄福发一个命令，真是如响斯应，无不唯唯照办的”。（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7页。）由于起义的头领和群众大多是三合会员，所以联络发动的办法也是采用会党传统用的手法。两广总督德寿在起义后向清廷奏称：“奴才伏查逆首孙汶以漏网余凶……乃敢潜回香港，勾结惠州会匪，潜谋不轨”，“旗帜伪书大秦国及日月等悖逆字样。各匪头缠红巾，身穿白布镶红号褂”。（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2-243页。）这表明参加惠州起义的不少会党首领及会众的认识水平，尚与孙中山所设定的奋斗目标有较大的差距。这次由革命党组织发动的起义还保留有颇浓的会党气氛。

　　然而需着重指出的是，尽管这次起义还有较浓的会党味，但它同以往的旧式会党起事相比较，毕竟有了明显的区别。首先应当看到，由于近代广东具有风气之先的优越地理位置，一部分会党首领在与海外联系的过程中，不同程度上受到过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影响，具有较为鲜明的民主革命思想，如郑士良等就曾受过西式教育，认识到“非有新思想的人不能成大事”。（注：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等编：《孙中山史料专辑》，1979年广州版，第321页。）兴中会员进行的宣传工作，也促使参加这次起义的部分会党成员产生了一些民主革命意识。其次，更为重要的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不仅组织发动了起义，而且还取得了起义的领导地位。他们在组织起义的过程中引导广大会党群众把自己的斗争，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结合在一起。粤督德寿曾对此惊呼：“逆党主谋，意图大举”，“*购自外洋，煽诱遍及各属，竖旗叛逆”，“实非寻常土匪可比”。（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2-243页。）有的起义者在给香港报纸的信中，宣称自己是“大*家、大会党……我等在家在外之华人，俱欲发誓驱除满洲政府，独立民权政权……我等不恤流血，因天命所在，凡有国政大变必须以贵重之代价博取之”；（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2-243页。）起义军的军令所出及一切举措，“悉以西法为准绳”。（注：参见上海《万国公报》卷145，总第19939页。）他们军纪严明，“沿途秋毫无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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