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把主要精力用在争取日本的援助上面。9月上旬，他在东京拜访了时在内阁任职的犬养毅，请求给予经济援助；是月底，他化名吴仲从日本抵达台湾，旋在台北建立起义指挥中心开展工作，并与台湾总督儿玉的代表后藤新平民政长官取得了联系。孙后来回忆说“时台湾总督儿玉颇赞中国之革命”，（注：《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8页，199页。）然而事实上这只是其不切实际的空想。日本政府和儿玉等根本就没有援助孙中山和中国革命党的诚意，他们允诺接济孙领导的起义居心叵测——妄想趁机实现其将厦门乃至福建置于日本控制下的野心。为达此可耻目的，日本政府一方面于9月29日，即孙中山抵台后的第二天，以“有碍外交”为由指令儿玉：“对孙逸仙阴谋采取防遏方针”，“必须严格阻止我国人援助其事”，并于10月初禁止参与中国革命的日本嫌疑人平山周、福本诚等45人在中国登陆。（注：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46-247页。）另一方面，它又要后藤新平告知孙说，厦门“台湾银行分行”的地下室“有二、三百万元银币”，起义军应“到厦门去”，“既然在干革命，把这些钱抢走好了”，（注：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48页。）并谓他本人保证日本政府对这件事不会过于追究。事实上这是一个圈套。日本当时对厦门的骚乱比对广东的起义更有兴趣，他们正在寻找制造事端的借口，以便趁火行劫“接管”厦门。假如孙中山的起义军真的占领厦门，并敢取用日本台湾银行分行金库存款的话，那就将中日本当局的奸计，会为儿玉出兵厦门提供一个口实和幌子。
由于孙中山满心指望台湾方面的援助，所以他在惠州起义爆发后要郑士良指挥义军向闽南方向挺进。这样一来，郑的起义队伍就远离了原先计划配合起义的新安博罗之江公喜部和梁慕光部，及广州邓荫南、史坚如所联络的响应力量，而成了长途跋涉作战的孤军。这大大有利于清军集中兵力来堵截这支义军的主力。就在起义军与清军苦战前进的10月中旬，日本政府实行了改组，伊藤博文出任内阁总理大臣，他重申“既不许儿玉协助中国革命，又不许日本武官投效于中国革命军，并禁止军械出口”。（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1页。）至此，孙既无法取得台湾方面的*等接济，又不能从日本方面取得任何物资援助。他只得派日本友人山田良政带信给在三多祝待援的郑士良，信中指示“政情忽变，外援难期即，至厦门，亦无所为，军中之事，请司令自决进止”。（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0页。）郑接信后被迫于10月22日解散义军，后自率数百名骨干避往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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