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两广总督李鸿章受英国人运动，一度有宣布两广“独立”之意。他的幕僚刘学询曾为此函请孙中山“速来粤协同进行”；时何启也受港督卜力鼓动，找陈少白拉拢兴中会“辅佐”李搞两广独立。孙当时“方经营惠州军事，颇不信李鸿章能具此魄力”，但又认为“此举设使有成，亦大局之福”，故不妨一试。（注：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重印本，第77页。）（三）当时的日本政府及日驻台总督儿玉源太郎，妄图利用兴中会之活动来向福建扩张，对孙的起义计划伪表同情，许以起义之后可相助。孙认为这些因素对兴中会发动惠州起义是十分有利的，而菲律宾独立军的驻日委员又应允将上年所购之枪械供起义之用，我们正可“趁机而起，建立义军，实现夙愿”。（注：宫崎滔天著、林启彦改译注释：《三十三年之梦》，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1年版，第175页。）
孙中山面对国内外错综复杂的环境，始终把惠州起义的接济工作放在依赖帝国主义的援助上面，而对英日等国分裂两广、福建的阴谋缺乏必要的警惕。他那时完全依恃外援，当然有其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就主观原因来说，孙中山当时把近代社会的一切罪恶——包括帝国主义的入侵在内，统统都归咎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而认识不到造成近代中华民族灾难的总根源就是帝国主义，因而对其怀有幻想和易于轻信。就客观原因而论，孙领导的兴中会当时在国内没有立足之地，其革命活动的经费，全需依赖海外华侨捐助；其武装起义的军械，也全仗从外国购买和输入。他寻求外援是迫不得己的，也是完全必要的。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孙中山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准备阶段乃至以后一段时期，都对帝国主义怀有幻想，没有提出鲜明的反帝主张和相应的对外政策，而是寄望日、美、英等国能援他领导的民主革命斗争。
为践刘学询之约，孙中山于1900年6月中偕同日本人宫崎寅藏、平山周等十多人，由日本乘法国的烟狄斯号轮抵达香港海面。7月18日，李鸿章离港北上后孙、李合作尝试两广“独立”的计划遂告落空。同一天，孙中山在“佐渡丸”上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起义“以郑士良为主将，近藤五郎、杨衢云为参谋，福本诚为民政总裁，平山周副之”，派“福本诚留在香港从事准备，如准备不能如意，即以现有力量举事”，并“对郑士良指示军事方略”：（注：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23、221页。）将起义地点由广州改为惠州，起义后队伍向福建厦门进军，以便接应孙本人届时由台湾携械潜渡内地，亲自督师北上。这就是惠州起义的方略大要。
此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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